貿易投資之外 中國參與APEC十項新議題合作

【編者按】亞太經濟合作組織1989年正式成立，是亞太地區層次最高、領域最廣、最具影響力的經濟合作機制。自成立以來，APEC在促進區域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便利化方面不斷取得進展，為推動全球和地區經濟增長發揮了積極作用。近年來，APEC合作也逐漸關注到一些非傳統安全和國際熱點問題，中國積極參與這些領域問題的合作，為推動APEC進程作出了積極貢獻。

1、結構改革

目前APEC結構改革集中在規制改革、競爭政策、公司治理、公共部門管理、加強經濟和法制基礎設施建設五大領域內進行。在區域整體上看，參與促進APEC結構改革的合作，對中國加強與其他國家的更深層次的合作具有重要的開拓性意義。

在競爭政策領域，2008年8月，中國《反壟斷法》正式生效，使中國可以對壟斷行為進行更好的管理，也有利于中國在競爭政策領域與APEC其他成員保持良好的交流，為本國企業創造更好地國際競爭環境。

根據相關機構調查，相比大多數制度轉型國家，中國在市場競爭和開放方面的規制改革更有效率，例如中國建立了問詢制度，透明化規制的操作流程，大多數企業從制度的改革中獲益。但是相對那些制度建設較為成熟的國家，中國仍有很大的改進空間。

另外，經過多年探索及對其他成員結構改革經驗的借鑒，在公司治理、公共部門管理等方面，中國也取得了較大的進展。

2、知識產權保護

中國政府高度重視知識產權保護，這是中國自身經濟發展的內在需要。知識產權保護對于中國建設創新型國家具有重要意義。

2005年中國參與了在香港舉辦的APEC電子商務指導組技術援助研討會。由中國提議并于2005年9月在中國廈門成功舉辦了APEC知識產權高級別研討會，對加強成員知識產權保護合作、推動公共和私營部門的對話作出了重要貢獻。

2009年，時任中國國家知識產權局局長田力普赴新加坡出席亞太經合組織“2009年貿易理念研討會”，并就東亞國家未來5年的知識產權與經濟發展狀況作主題發言，介紹了中日韓三國知識產權合作機制，闡述了三國合作機制對亞太和全球知識產權和經濟發展所發揮的重要作用。

3、氣候變化和清潔發展

2005年6月，APEC循環經濟與中國西部大開發會議在中國舉辦，會議高度評價了中國近年來拋棄“高耗能、高污染、低產出”的經濟發展模式，探索亞太地區國家新型工業化循環經濟道路所取得的成就，認為中國已成為構筑亞太地區循環經濟體系的一支重要建設力量。

在2007年APEC第十五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上，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在發言中提出了中國在氣候變化方面的4項建議，即堅持合作應對、堅持可持續發展、堅持《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的主導地位、堅持科技創新，并提出擴大亞太地區森林面積、建立“亞太森林恢復與可持續管理網絡”等建議，這些均被納入會議宣言中，成為亞太地區成員的共同發展目標。

4、企業社會責任

中國領導人對APEC企業社會責任議題給予了高度關注。2006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指出：“既要繼續健全企業激勵機制，也要注重強化企業外部約束，引導企業樹立現代經營理念，切實承擔起社會責任。”

近年來，在APEC企業社會責任框架下，中國的一批中央企業率先公開發布了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或可持續發展報告，自覺遵守國家制定的環境保護、資源節約、安全生產、職工權益保障、消費者權益保護、市場經濟秩序等法律規范；充分發揮企業在創造社會財富、提供就業崗位、繳納稅收等方面的社會價值；熱心參與公益事業，承擔社會責任，保持了高尚的道德倫理追求。

2008年1月，中國發布了《關于中央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指導意見》，總結了中國特色的企業社會責任的主要內容：堅持依法經營誠實守信，不斷提高持續盈利能力，切實提高產品質量和服務水平，加強資源節約和環境保護，推進自主創新和技術進步，保障生產安全，維護職工合法權益，參與社會公益事業。

5、金融安全合作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中，中國向世界展現了一個區域大國的責任感和政治信譽，承諾人民幣不貶值，并實行盯住美元的穩定匯率政策，這一舉措使遭遇危機的國家避免了新一輪貨幣貶值，為以后的區域金融合作打下了基礎。上海和香港發展成為亞洲地區重要的國際金融中心，中國發展成為APEC金融合作的重要力量。

2004年，在APEC第二十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上，中國政府宣布成立亞太金融與發展中心（AFDC），表示愿意通過召開培訓研討會、舉行雙年度論壇和資助項目研究的形式，為APEC地區的金融財經能力建設作出貢獻。2006年9月AFDC首屆雙年度論壇“創新推動共同發展”如期召開，培訓研討也在有序進行，為增強機構在金融發展領域的能力建設做著實際的工作。

2005年，中國與澳大利亞、印尼、日本、越南一起提出了金融部門改革倡議，在同年6月的APEC財長會工作組會議上獲得通過。7月在中國上海舉行了政策對話會，會議討論了APEC經濟體如何開展和執行改善金融框架改革的問題。

2005年7月，APEC金融機構與中小企業第二次年會在北京舉行，主持會議的中國國家開發銀行表示，愿意組建秘書處并在日常維護工作中起主導作用，為改善APEC地區的融資環境、促進中小企業的發展盡自己的努力。

2008年爆發的全球金融危機直接沖擊了中國的對外貿易。為應對危機，中國實施了經濟刺激計劃，并推出大規模減稅計劃，連續下調貸款利率，為經濟恢復提供有效的資金支持，并積極參與國際合作提高應對危機的能力，與APEC部分成員簽署了貨幣互換協定，并于2009年與其他經濟體聯合公布了《亞洲經濟金融穩定行動計劃》。

金融安全方面的合作，使得中國在APEC深化金融合作的大環境帶動下，國內金融體制得到相應的完善；促進了中國國內金融機構的改革，增強了政府對金融運作的各個環節的監管意識，加強了對跨境資本流動的監管；增強了金融管理當局健全財務報告、會計審計及相關法律框架的意識；注重引導企業培育誠信文化，加強市場和公眾消費者對于企業的信心。

APEC一系列的金融領域的行為準則和發展指南，為中國國內金融行業的改革提高提供了規范的參考范本，加速了中國參與國際金融市場的能力建設。同時也推動了中國國內人壽保險、養老金基金等社會保障領域內的金融發展，促進了中國社會保障體系的能力建設，提高了國內社會的安全性。

6、安全議題合作

對于如何處理好經濟合作和安全議題合作之間的關系，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在2005年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上作出了論述，他指出：“反恐是國際社會面臨的一項長期斗爭。我們支持亞太經合組織從維護亞太地區經濟和貿易安全的實際需要出發，在反恐領域開展必要地工作。同時，我們認為，有關合作應該支持和補充，而不能干擾和沖淡經濟合作的主題，還要充分照顧各方的關切，處理好相關敏感問題。”

7、反恐合作

除了積極配合9·11事件之后APEC的反恐倡議和反恐行動計劃外，中國發表聲明強烈譴責恐怖主義行徑，并在加強本國國家安全基礎設施建設的同時，積極參與地區性和全球性的反恐聯盟。

2005年2月APEC在韓國仁川舉行了第三屆地區貿易安全會議，會議討論了航空和航海安全問題，提出了未來民間部門更多參與貿易和安全問題的規劃。中國派代表出席會議并發表了“安全與貿易的關系——中國觀點”及“中國關于防范非法轉移便攜式防空導彈的看法”，指出各國政府作出堅定和持續的反恐承諾是十分必要的，表示中國將全力支持國際社會抗擊恐怖主義的努力，并呼吁其他經濟體加緊對便攜式防空導彈的出口管制和國內管制。

8、能源安全合作

2005年9月，APEC在北京召開可再生能源發展經驗交流研討會，旨在加深可再生能源發展中的經驗與教訓的交流，加強政策對話，鞏固APEC成員間的合作，促進技術轉移以及減少與可再生能源相關的貿易壁壘。

9、公共衛生安全合作

2006年4月，APEC新發傳染病研討會在北京舉行。在中國的積極推動下，該會議呼吁各成員積極參與加強人類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等傳染病防控的區域合作，共同應對強傳染性疾病對人類健康安全的挑戰。

10、反腐敗合作

2004年，在圣地亞哥召開的APEC反腐敗會議上，中國相關方面表示，中國贊成在APEC框架下形成一個共同的反腐敗行動方針，希望以此為起點，加強APEC各成員在反腐敗領域的合作。

2006年4月，由中、美兩國政府共同舉辦的以“拒絕避風港——資產返還和人員引渡”為主題的APEC反腐敗研討會在上海召開。會議落實了中美兩國領導人在圣地亞哥會議上達成的加強反腐敗合作共識的重要舉措，這是中美加強反腐敗合作的具體行動。

2009年10月，中、美兩國共同舉辦的以“APEC廉政準則——防止利益沖突”為主題的APEC反腐敗研討會在北京召開，旨在深入探討廉政準則的建立與執行、避免和消除利益沖突、加強廉政教育與培訓等議題。中國相關領導人指出，亞太經合組織反腐敗研討會是亞太地區各經濟體加強反腐敗交流與合作的重要平臺，并表示中國愿意與亞太經合組織各經濟體在反腐敗領域開展更加廣泛的交流與務實的合作，為促進亞太地區反腐敗合作取得實質性成果作出積極努力。

2014年11月，在中方的推動下，北京APEC加大反腐敗合作力度，通過了《北京反腐敗宣言》，成立APEC反腐執法合作網絡，在亞太加大追逃追贓等合作，攜手打擊跨境腐敗行為。（據人民日報、南開大學APEC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