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一體化黯然失色
從大約1870年開始,由于運輸成本降低,資本和貿易流動迅速發展起來。不過,第一波的全球化由于民族主義興起以及1914年到1945年間的貿易保護主義而發生逆轉。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在布雷頓森林體系影響下,貿易壁壘減少和運輸成本繼續下降。對外直接投資(FDI)和國際貿易恢復到1914年前的水平,西歐三十年的經濟繁榮奇跡以及隨后日本的崛起都促進了全球化。不過,第二波全球化主要對發達國家有益,這是它們的“黃金時代”。
自1980年后,很多發展中國家通過制造產品和提供服務而進入國際市場,它們也能夠吸引國外投資。從中國2001年加入世貿組織到2008年全球衰退前夕,這段時間內全球化發展達到了頂峰。同時,即便在此次危機爆發前,認為大的發展中國家已經成為了全球經濟中堅力量的觀點也更盛行。所以,當經濟衰退席卷美國為主的西方發達國家時,中國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則驅動全球經濟前行,從而也就避免了全球蕭條的出現。
隨著G20合作漸行漸遠,全球經濟前景也黯淡下來。在危機爆發前,國際投資高達2萬億美元。雖然現在人口、發展和生產力都發生了新變化,2015年全球對外直接投資額才達到1.7萬億美元。這盡管已經是危機后的最高水平了,但是與十年前比還是遠遠落后。這種狀況會影響投資需求、阻礙2030可持續發展目標的實現以及氣候變化《巴黎協定》的落實。
不幸的是,國際貿易形勢也更加惡化。長期監測世界各地貿易保護主義活動的全球貿易預警去年發布第18次報告顯示,全球出口額不僅增長更慢,而且總量也在下降。制造業價格下跌了接近10%,世界出口價格比2011年的高點仍低大約20%。這種狀況尤其是因為G20一些成員國對關鍵產品貿易設置限制。
同時,作為全球化的第三個階段,全球移民蜂擁而入發達地區,而發展中地區則繼續低迷。更糟糕的,在21世紀一開始就出現了二戰后最大規模的被迫性流離失所者。據聯合國難民署,2015年超過6500萬人因為沖突和迫害逃離家園。
在過去,世界投資、貿易和移民常常隨著衰退結束而回暖。今天,仍沒有回到這種“常態。”因此,全球經濟融合正處在十字路口,今天比以往任何時候更需要G20的合作。
中國和G20的歷史性時刻
好消息是在2008年到2013年間,隨著經濟增長勢頭從以大西洋兩岸為軸心轉移到亞洲,導致亞洲的發展對全球經濟的貢獻超過了德國。實際上,雖然中國增速放緩,但是亞洲整體在過去三年間的經濟貢獻約等于再造一個德國。
在全球危機于2009-2010年結束時,全球GDP的增長一半來自中國,盡管中國的GDP還不到全世界的10%。四萬億元的巨大投資計劃支撐了中國的增長,而增長當時也正是世界最迫切需要的。但是雖然刺激方案幫助很多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維持下來,這也給中國帶來巨大的債務負擔,需要多年才能擺脫。
今天中國約占全球GDP增長的四分之一,與其所占全球經濟的份額大體相當。毫無疑問,中國將為世界經濟發展擔當責任,這從 “一帶一路”計劃、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就能看出來。“一帶一路”這個宏大的計劃有潛力加速世界很多地區的工業化,而兩個銀行將補充——而不是替代——目前由主要發達國家主導的多邊國際組織。
然而,中國在經濟調整和去杠桿過程中無力再做更多了。現在該是大的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進行它們自己的結構調整的時候了。只有這樣才能讓它們減輕長期性停滯和增長減速,并且解決人口老齡化問題。也只有這樣,G20才能把全球經濟融合恢復到可以接受的水平。
在七月初,G20貿易部長會議通過了協議,決定降低貿易成本、重申致力于減少貿易保護主義和設立新的全球投資政策。必須感謝在上海達成的一系列協議,因為這讓“去全球化”的前景雖未消除但是至少不會是不可避免的。
在G20杭州峰會后,需要的是多方出擊,解決全球貿易和投資下滑問題。否則,全球被迫性移民將會繼續加劇,它將損害全球增長的前景和制造世界各地的不穩定。
作者是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中心訪問研究員。該文基于他在中國知名智囊機構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中心的研究項目“中國和多極化世界經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