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路問題是關系黨的事業興衰成敗第一位的問題，道路就是黨的生命
在中國共產黨95年波瀾壯闊的革命歷程中，從開創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到創建中央蘇區，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譜寫了中國共產黨苦難輝煌革命戰爭史詩的絢麗篇章，奠定了中國共產黨人道路自信的堅實基礎。
1921年1月1日，毛澤東在新民學會長沙會員大會上的發言中談到：“中國的問題本來是世界的問題，然從事中國改造不著眼及于世界的改造，則所改造必為狹義，必妨礙世界。至于方法，啟民主用俄式，我極贊成。因俄式系諸路皆走不通了新發明的一條路，只此方法較之別的改造方法所含可能的性質為多。”
毛澤東說選擇俄式革命的道路，是“諸路皆走不通了新發明的一條路”，這高度概括了中國近代以來多少仁人志士探索民族復興之路的苦澀歷程！
1924年至1927年春，在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共同目標下，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國民黨齊心協力，以摧枯拉朽之勢給反動勢力以沉重打擊。
然而，1927年夏，風云突變。
1927年4月12日和7月15日，國民黨內蔣介石集團、汪精衛集團先后違背孫中山先生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和反帝反封建的綱領，背叛了革命。他們勾結帝國主義勢力，瘋狂地向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揮起屠刀，一時間大江南北血流成河。
血淋淋的事實警醒了中國共產黨人：要革命，就得掌握軍隊，就得有槍桿子。
正如毛澤東后來在《論聯合政府》中所說：“沒有一個人民的軍隊，便沒有人民的一切。”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漢口召開緊急會議。毛澤東在這次會議上明確指出：“須知政權是由槍桿子中取得的。”
“八七會議”總結了大革命失敗的教訓，討論了黨的工作任務，確立了實行土地革命和武裝起義的方針。這在中國革命處于嚴重危機的關鍵時刻，重新鼓起了中國共產黨人同國民黨反動派斗爭的勇氣，為挽救黨和中國革命作出了巨大貢獻，開始了從大革命失敗到土地革命興起的歷史性轉變。
于是，從“八七會議”到1928年底的一年多時間里，全國爆發了以南昌起義、秋收起義和廣州起義為代表的大大小小100多次武裝起義。但是，由于起義目標是攻取敵人重兵防守的大城市，敵強我弱，因而所有起義都遭到挫折甚至失敗。
秋收起義進軍長沙失利，毛澤東審時度勢，力排眾議，引兵井岡，譜寫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開篇之作。
但是，邁出走向農村的第一步是非常不容易的。這是因為，俄國十月革命這一聲炮響，在給中國送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同時，也送來了十月革命的模式——通過城市武裝暴動奪取革命勝利。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議決正式加入第三國際，中國共產黨由此成為了共產國際的中國支部。共產國際領導人、蘇共領導人，包括我們黨的早期領導人，在中國革命道路問題上的認識驚人的一致——走俄國人的路，實際上就是走城市武裝暴動的路子。這種認識，成了幼年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革命的不二法則。
然而，相同的種子，在不同的土壤，卻不一定開出同等燦爛的花朵。所以，盡管路是有了，卻注定是前路漫漫，曲折而修遠。
在此后兩年零四個月艱苦卓絕的斗爭中，井岡山軍民開展游擊戰爭，深入土地革命，發展紅色政權，壯大人民武裝，形成了“工農武裝根據”的嶄新局面，創立了第一個農村革命根據地，點燃了中國革命的星星之火，奠定了“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革命道路的基礎，明確了中國革命正確道路的前進方向。
隨著斗爭的發展，中國共產黨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領導創建了中央蘇區和湘鄂西、海陸豐、鄂豫皖、瓊崖、閩浙贛、湘鄂贛、湘贛、左右江、川陜、陜甘、湘鄂川黔等另外12塊根據地。
與此同時，軍閥之間的長期分裂和戰爭，鬧得南京國民政府顧此失彼、焦頭爛額，一個時期內無暇顧及中國共產黨人革命力量的發展。蔣馮閻大戰結束后，蔣介石集團意識到，共產黨飛速發展的革命力量，已經由肘腋之患變成了心腹大患，成為了他們穩固統治的嚴重威脅。
1930年10月，蔣介石在中原大戰中勝局已定。他立即騰出手來，發動了對中央蘇區的第一次大“圍剿”。
此后很長一段時間，“圍剿”與反“圍剿”，就成了國共雙方軍隊之間主要的斗爭形式。
從1930年10月至1931年6月，蔣介石總共調集60萬大軍，對中央蘇區連續發動三次“圍剿”。中央紅軍在毛澤東、朱德領導之下，主要采取誘敵深入、集中兵力等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總共殲敵7.5萬余人，粉碎了“圍剿”，壯大了蘇區。
在反“圍剿”勝利的大好形勢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于1931年在中央蘇區的瑞金宣告成立。毛澤東擔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和中央人民委員會主席。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及其臨時中央政府的誕生，是中央蘇區正式建立的標志，也是中國共產黨人探索中國特色革命道路的階段性成果。
道路問題是關系黨的事業興衰成敗第一位的問題，道路就是黨的生命。我們黨和人民在長期實踐探索中，堅持獨立自主走自己的路，取得革命、建設、改革偉大勝利，開創和發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從根本上改變了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前途命運。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強調：我們說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來源于實踐、來源于人民、來源于真理。縱觀黨的歷史，毛澤東無疑是“三個自信”的奠基者。而這種自信，首先源自毛澤東在道路探索過程中的偉大創新。
（作者為中國井岡山干部學院辦公廳副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