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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漫畫：李旻/中國日報? |
2017年1月20日，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將宣誓就職，正式成為美國第45任總統。雖然我特別不想說“看，早就告訴過你們了吧”，可還是覺得他的當選不至于出乎如此多人之意料。正如我在2002年出版的《全球化及其不滿》（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一書中所說，全球化的政策在世界各地撒下了不滿的種子。有諷刺意味的是，贏得勝利的候選人靠的是向選民承諾將國際金融與貿易一體化拋到九霄云外去，而他的黨派，恰恰是推動該一體化進程最積極者。
當然，開弓沒有回頭箭。中國與印度已融入全球經濟，技術創新減少了世界各地的制造業崗位數量。特朗普不可能讓制造業重新提供如過去幾十年般的高薪工作，只能推動先進制造業，可這需要的技能更高，雇傭的人更少。
與此同時，日益嚴重的不平等現象會繼續滋長美國社會蔓延的絕望情緒，對將特朗普送上寶座的美國中部白人選民尤其如此。經濟學家安妮·（Anne Case）與安格斯·迪頓（Angus Deaton）在2015年12月發表的一份研究報告中指出，美國中年白人的壽命在減智短，原因包括該人群的自殺、吸毒以及酗酒人數比率皆呈現上升趨勢。2016年，美國國家衛生統計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Health Statistics）的報告稱，美國的整體壽命出現20多年來的首次下滑。
在所謂2008年金融危機后復蘇的頭三年，91%的收益增長都歸入了1%最高收入者的囊中。幸虧有了數十億美元納稅人的錢，華爾街銀行得以逃過一劫，而面臨失去自有住房的眾多房主卻只能得到一點微薄的補助。美國總統奧巴馬不但拯救了銀行，還拯救了銀行家，股東及債券持有人。他的經濟政策團隊都是華爾街內部人士，不惜打破資本主義的規則，也要對精英施以援手，使得數百萬美國人相信這個系統，猶如特朗普所說，“被操縱了”。
奧巴馬的確給某些領域帶來了“我們可以相信的變革”，比如氣候政策；可是，在經濟方面，他固守現狀，而這只不過是新自由主義一場長達30年的實驗，其承諾全球化與自由化的好處將惠及“每一個人”。然而，事實完全相反，好處只惠及了“上面的人”，這其中一個原因是美國的政治制度現在似乎是以“一美元一票”為原則，而不是“一人一票”。
愈加不公的社會現狀，不公的政治制度以及一個看起來是為民眾工作，實際上卻在為精英們行事的政府，給特朗普這樣的候選人創造了理想條件。盡管家財萬貫，但特朗普顯然不是傳統精英階層的一員，這提高了他許諾要進行“真正”變革的可信度。然而，特朗普其實也并無二致，他將堅持共和黨在稅收方面的一貫做法，而且將說客及商人納入內閣班底的舉動，已與他所承諾的“排干（華盛頓的政治）泥沼”背道而馳。
特朗普經濟議程的其余部分，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眾議院議長保羅·瑞恩（Paul Ryan）是否是個真正的財政保守主義者。特朗普提出，把對富人的大幅減稅與大規模基礎設施建設計劃相結合，這將提振GDP并改善政府財政收支，卻肯定達不到供給學派經濟學家所期望的程度。如果瑞恩不像他所說的那樣關心赤字，他會放行特朗普的提案，那樣美國經濟將得到渴盼已久的凱恩斯主義財政刺激。
另一個不確定性與貨幣政策有關。特朗普之前對低利率明確表示不滿，而聯邦儲備委員會有兩個職位空缺。此外，眾多的美聯儲官員蠢蠢欲動，要讓利率正常化，因此，這很有可能實施——其力度甚至會超過將特朗普的凱恩斯主義刺激抵消的程度。
發動貿易戰，背棄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承諾，或者稅收提案導致不平等現象加劇，這些都會破壞特朗普的促增長政策，尤其是當其它國家通過跨境稅收施以報復的時候。現在，共和黨人控制了白宮與參眾兩院，可以相對自由地削弱工人的議價能力，放松對華爾街及其他行業的管制，并對現有的反托拉斯法視而不見——這一切將造成更嚴重的不平等。
如果特朗普把競選中的恐嚇變為行動，對中國進口產品征收高額關稅，美國經濟可能遭受比中國更大的損失。在現行WTO框架下，對于美國制定的每一項“非法”關稅，中國有權自由選擇如何報復，比如說對那些支持高關稅的國會選區，通過貿易限制影響他們的就業率。
可以肯定的是，WTO框架內所允許的針對中國的措施，如反傾銷稅，在某些領域可能是合理的。但是，特朗普并未闡明貿易政策的指導原則，而美國汽車及航空產業受到政府的直接補貼，銀行則以超低利率享受間接補貼，如果向中國征收反傾銷稅，明顯屬于倒打一耙。一旦這個以牙還牙的游戲開始，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建立的開放性國際秩序很可能就不復存在了。
同樣，在特朗普治下，主要以經濟制裁作為執行手段的國際法治也會岌岌可危。如果烏克蘭東部親俄反政府武裝使該地區沖突升級，這位美國新當選總統將作何回應？一直以來，美國真正的實力其實來源于所具有的民主與包容。但是，現在世界各地的人們對民主進程失去了信心。隨著美國軟實力持續下降，國際秩序的未來將愈發不確定。
同時，民主黨一定會在選舉后進行檢討。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希拉里·克林頓（Hillary Clinton）的失敗在于她所傳遞的愿景，與她的丈夫、前總統比爾·克林頓（Bill Clinton）在20世紀90年代采取的新自由主義政策并無顯著區別，無法使選民信服于她。民主黨的政治戰略，在歷經一代人的“三角化”（仿效競爭對手的政策）之后，這個左翼黨只能自欺欺人地說自己是除了右翼黨的另一選擇。
只有當民主黨人拒絕新自由主義，采納伊麗莎白·沃倫（Elizabeth Warren），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以及舍羅德·布朗（Sherrod Brown）等領袖人物提出的進步政策，民主黨才會有未來，使他們對陣共和黨時處于有利地位，而共和黨必須想辦法把福音派基督徒、企業高管、本土主義者、民粹主義者，以及孤立主義者團結起來。隨著特朗普的上臺，以及美國兩大黨派開始重新定義自我，未來一年很可能成為美國及世界歷史的一個轉折點。
關于作者
約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諾貝爾經濟學家獲得者，哥倫比亞大學教授，羅斯福研究所（Roosevelt Institute）首席經濟學家；
（編譯：黃雪晴 編輯：齊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