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11月2日，費思芬（右）陪同澳大利亞前總理高夫?惠特拉姆在北京與毛澤東會面。?圖片來源：受訪者供圖
中國日報網10月16日電 1973年4月，費思芬（Stephen FitzGerald）抵達北京，就任澳大利亞首任駐華大使。此時的中國正醞釀著一場翻天覆地的變革。
短短40年的時間，在這場變革中，中國經濟以前所未有的增長速度高速發展，7億貧困人口擺脫了貧困，中國搖身一變成為了世界大國。
如今的中國已經改頭換面，早已不再是1973年的那個中國了。中國踏上了變革之路。
1974年，費思芬站在新建的澳大利亞大使館前。圖片來源：受訪者供圖
回首過去40年，前澳大利亞外交官費思芬說，中國的變化簡直“令人難以置信”，鄧小平的改革影響了中國社會的方方面面。
費思芬說，“如果非要指出鄧小平改革對哪個領域影響最大，我認為是科技領域。”
“在學校停課和老師遭批斗的情況下，中國想要肅清文革影響是需要時間的。”
“中國并非沒有學生，問題是沒有授課的老師。”
“因此，中國政府開始選派杰出人才到國外學習科學技術。他們去的也都是頂尖學府而絕非普通的大學。”
費思芬說，派遣留學生給中國帶來了巨大的收益。
他說，“科技實現飛速發展，我懷疑中國以外的許多人根本不清楚中國在科技領域取得了多大的進步。”
“另外，大家不要忘記，直到如今，中國依然在向科技、研發、人工智能等領域投入大筆資金。”
費思芬回憶起了20多年前他與北京一所重點工科大學校長的談話。
費思芬說道，“他那時候跟我說，不僅政府會提供資金，海外華人也會捐款。大學得到的資助太多了，花都花不完。”
他說，中國一直都重視教育，在教育上投入了大量資源，現在成果已經顯現了。他還補充道，亞洲發展中國家可以向中國學習，重視教育以實現經濟發展和國家富強。
費思芬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使7億人口擺脫了貧困，這是中國另一項偉大的成就，但人們常常忽視這一點。
費思芬在離開駐外機構后，在政府部門和非政府部門的幾份工作讓他再次回到中國。在澳大利亞國際發展署（AusAID）供職期間，他是中國扶貧事業的見證人。
他表示，“這是一項非凡的成就，堪稱現代社會最了不起的成就之一。”
“但是，鄧小平的對外開放政策不僅僅是就經濟或是政治而言的，還有思想上的對外開放。”
對于費思芬和他的團隊來說，來中國的三年，讓他們收獲良多。歷史證明，大使館向澳大利亞政府發回的消息在當時是很有先見性的。
盡管澳大利亞外事部門有些人對駐華使團的觀點大潑冷水，費思芬和他的團隊向澳大利亞政府傳達的許多消息，比如對外開放政策，在今天看來是完全正確的。
他說，“你可以感受到中國正在發生變革。我離開北京之后，華盛頓方面跟我說，澳大利亞關于中國的報告……那些分析和評論……是那時關于北京最好的、最有用的信息。”
費思芬擔任駐華大使之前，在1971年7月曾陪同時任澳大利亞反對黨領袖高夫?惠特拉姆（Gough Whitlam）到訪過中國。1972年12月5日，惠特拉姆宣誓就職澳大利亞總理。隨后不久，就在12月21日，澳大利亞正式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可以說，此行為澳中建交鋪平了道路。
費思芬回憶道，“我記得我們和周恩來同坐一處，他身邊發生了那么多事，卻還能如此泰然自若，真的令人難以置信。要知道，那時可正值文革中期。”
“我們能感覺到我們肩負著重大的歷史使命。”
“惠特拉姆想要與中國建立外交關系。他認為不應該繼續承認蔣介石在臺灣的國民政府是中國的合法政府。”
“他（惠特拉姆）意識到了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合法地位，在政治和戰略上具有重要意義。他不僅認為這是政治現實，而且看到了戰略上的重要性。”
“惠特拉姆希望澳大利亞能邁向未來，而不是停留在過去。別忘了，美國也在偷偷行動了。”
1971年4月，正當美蘇冷戰打得如火如荼之際，一隊美國乒乓球球員到訪中國，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首批訪華的美國代表團。
此后美中建立了外交關系，結束了兩國長達22年之久的隔絕狀態，人們常說這是乒乓球代表團成功訪華的功勞。
這一事件后來被稱為“乒乓外交”。“乒乓外交”發生后不到一年，美國時任總統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到訪北京，他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首位訪華的美國總統。
1973年11月4日，周恩來（左二）、鄧小平（左一）、北京市市長吳德（右）和費思芬（右二）、在北京為惠特拉姆送行。圖片來源：受訪者供圖
1973年，費思芬來到北京就職時還懷揣著惠特拉姆寫給他的長達八頁的信函。
費思芬說道，“在這封信里惠特拉姆闡述了他的想法，信里提到了對澳中關系的構想和長遠目標以及為了實現這些目標我應該做些什么。”
惠特拉姆寫道：“澳大利亞尋求在友好、合作與互信的基礎上發展與中國的關系，一種我們與其它大國已經建立的或尋求建立的相當的關系。”
費思芬說：“注意，他說的并不是‘其他亞洲大國’，而是‘其他大國’，這里既包括印尼和日本，也同樣包括美國和英國。想一想這意味著什么。”
“這意味著無論是在政府還是民間層面，澳大利亞要對華建立一種與其他國家相當的友好親密、交流互信、能相互影響的關系。”
“20世紀80年代，鮑勃?霍克（Bob Hawke）擔任澳大利亞總理時，確實有那么幾天，他一直跟著中國領導人去聽、去了解、去探討，以至于英國和美國的駐京大使都公開抱怨中國政府領導過度關注澳大利亞而忽視了其他國家。那個時候澳中之間確實可能建立起那種相當的關系。”
那么澳大利亞今天為何害怕中國了？對此費思芬表示，“原因很復雜，許多勢力都在宣揚這樣（反華）的立場。”
“一部分原因是許多人害怕中國強大、害怕中國稱霸，這是幾代人都揮之不去的恐懼。”
“另一個重要原因是政治層面的，是澳大利亞和美國安全和情報機構推動的。”
“他們認為自己有實力，世界就應該受他們操控，規則應該由他們制定。”
“我是說，甚至奧巴馬也說過‘規則由我們制定’。”
費思芬表示，問題的癥結就在于美國不希望中國挑戰美國的“權威”。
他說，“美國并不清楚如何應對挑戰，只知道應該抵制中國。澳大利亞在管別人的閑事兒，澳大利亞不該與中國為敵，但是在我看來，澳大利亞確實在敵視中國。”
費思芬說，如果繼續對美國亦步亦趨，澳大利亞永遠都不會有獨立的外交政策，尤其不會接受新中國。
“澳大利亞需要的是內心真正強大的政治領袖，惠特拉姆就是這樣的人，他曾經說過‘要么一片坦途要么粉身碎骨’。”
費思芬表示，媒體不加辨別地報道從堪培拉得到的假新聞，他們也要對當前澳中關系陷入僵局負有一定責任。
“我當年去北京的時候只帶著工作計劃，我沒有如今這樣的包袱。”
“無論在政治還是經濟層面，中國是一個正在崛起的超級大國，澳大利亞必須接受這個事實。”
他表示，現如今，澳大利亞應該放松一下，問問中國是否還要繼續改革，當前進行的改革夠不夠，應不應該繼續推行新改革，這其實很容易。
“的確，像金融等領域還需要改革。”
“政務公開是一種巨大的進步，公眾需要政策更加公開透明。我認為這個問題應該受到重視。”
“當然，中國的反腐行動也頗受好評。”
當問到中國能否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時（即到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年時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到新中國成立100年時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費思芬表示：“中國還沒實現這些目標嗎？中國已經富強了。看看不斷壯大的中產階級，中國已經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了。”
“你們還需要多少高鐵啊……中國的目標其實已經實現了。”?
（編輯：齊磊 王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