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切都是國家和人民給的，這一生不停努力就是為讓祖國強起來。”

海洋，煙波浩渺的水天世界，傾注了中國人太多的情感。

歷史告訴我們，強于天下者必強于海，弱于天下者必弱于海，海權是影響大國興衰沉浮的重要因素。

從第一艘國產核潛艇下水，到第一次可燃冰試開采成功，無一不說明中國重器必須自己打造，中國制造必須自力更生、艱苦創業。海洋正為中國經濟提供澎湃動力，創新發展的“藍色中國夢”也正越來越近。中國，正在擁抱深藍。

造核潛艇：活著干，死了算！

2019年4月23日，慶祝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成立70周年閱兵活動在青島舉行，32艘戰艦威武列陣，潛艇編隊新型核潛艇亮相。

那一刻，第十一屆全國政協委員、中國工程院首批院士、中船重工集團公司第702研究所（中國船舶科學研究中心）名譽所長吳有生凝神佇立在電視屏幕前，感慨萬千。歷經半個多世紀的奮斗后，他終于得見：祖國向海而興，中華民族向海圖強的世代夙愿正逐步變為現實。

1968年，吳有生從清華大學工程力學系研究生畢業后服從分配到了位于無錫的中國船舶科學研究中心。當時，我國艦艇研制工作迫切需要基礎理論學科保駕護航，和前輩們有著同樣愛國情愫的吳有生深深感到了新中國知識分子肩負的歷史使命，二話沒說一頭扎進了艦艇抗爆試驗研究中。

實驗室地處太湖之濱的山坳里，吳有生和同事們吃住都在這里。似蒸籠般煎熬的江南夏夜和肆虐的蚊蟲鼠蟻都不曾動搖他們拼命的勁頭兒，頭戴草帽，腳套雨靴，坐在昏黃的燈光下查閱資料、繪制圖紙，汗水浸透了衣衫仍心無旁騖———那一刻，吳有生他們早已將自己的理想與祖國的命運緊緊聯在一起———中國人要造出自己的核潛艇。

核潛艇以核反應堆作為動力裝置，是大國戰略威懾力量的重要標志。上世紀中葉，中國人就有過強烈的造國產核潛艇的夢想。但那時候，我國尖端技術基礎薄弱，只能寄希望蘇聯的技術援助，然而蘇聯領導人赫魯曉夫在訪華時傲慢地拒絕了：“核潛艇技術復雜，要求高、花錢多，你們沒有水平也沒有能力來研制。”

事后，毛主席作出指示：“核潛艇，一萬年也要搞出來！”于是，我國研制核潛艇的“09”工程誕生了。

“沒有一個人真正了解，沒有任何經驗可循。”自力更生、自主創新是吳有生這代人從投身科研之日起就注定的道路。在他的記憶中，從物質到知識，中國核潛艇的起步用一窮二白來形容一點也不為過，無圖紙資料，無權威專家，無外來援助，全靠四個字：自教自學。

科技自立之路，往往伴隨著常人難以忍受的孤獨與艱辛。回望那些照亮中國自主創新的光榮與夢想，無一不是耐住寂寞、百煉成鋼。

“那個艱苦的年代，每個部門、每個人都建立了自己的技術和理論體系，所有集成起來才形成了我們的第一代核潛艇和第一代水面艦。”吳有生不愿意過多談及生活和科研上的困苦，“那是時代印記，要說多么苦、多么不容易，大家都一樣”。

和新中國篳路藍縷70載砥礪前行一樣，科研人員們的心血傾注在“鍥而不舍、自強進取”幾個字中。在太湖之濱的那個小山坳里，吳有生和同事們一遍遍做著船舶抗水下爆炸計算、研究和實驗，他一次次往返于無錫和大西北戈壁灘，參加了一系列核效應實驗。祖國的需要就是大家最大的動力，不同學科、不同背景的年輕學者相互碰撞、啟發，這樣的氛圍成了新中國核潛艇事業起步的搖籃。

“作為科技人員，一萬年太久了，只爭朝夕！”我國第一任核潛艇總設計師、中國工程院院士彭士祿這樣憶當年。中核集團中國核動力院高級工程師高星斗后來回憶說，當時的工作很緊張，工程時間很緊，那時候大家的口號就是“活著干，死了算！”

1970年,我國自主研制的第一艘核潛艇成功下水。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艇上零部件有4.6萬個，需要的材料多達1300多種，沒有用一顆外國螺絲釘。從1974年到1981年，我國陸續實現了第一艘核動力潛艇交付海軍使用、第一艘導彈核潛艇順利下水等節點，成為世界上第五個擁有核潛艇的國家，使中國具備了二次核反擊的能力，茫茫海疆成為阻隔外敵的海上長城。

大洋深處：中國不能做“旁觀者”

2010年8月26日，科技部與國家海洋局聯合在北京召開新聞發布會，正式向世界宣告我國“863”計劃重大成果——中國首臺自行設計、自主集成研制的載人潛水器“蛟龍”號3000級海試取得成功，其最大下潛深度達到3759米，突破了3682米的世界海洋平均深度。至此，中國成為繼美、法、俄、日之后，世界上第5個掌握3500米以上大深度載人深潛技術的國家。

“可下五洋捉鱉”，一代偉人毛澤東為中華民族描繪的這一瑰麗夢想，隨著鮮艷的五星紅旗在深海飄揚，終于成為現實。這背后，以吳有生為代表的一批戰略科學家功不可沒。

多年來，吳有生在專注于水彈性與聲彈性力學研究的同時，一直不斷拓展海洋裝備新技術領域的研究開發。

1992年，為使海洋領域進入國家“863”計劃，科技部組織了一個9人“海洋高技術研究論證專家組”，吳有生作為海洋裝備領域成員提出“863”計劃應啟動前瞻性深海裝備高技術研究，建議開展“深海工作站與載人深潛器”高技術研究，他還主持起草了翔實的論證材料。

“不能制海，必為海制。”因為載人潛水器研制有著極高的技術門檻，在一些發達國家為利用深海油氣資源展開一輪輪“探海行動”時，許多國家只能“望洋興嘆”，吳有生和他的同事們堅定地認為，中國不能就此做一名“旁觀者”。

認準了方向，吳有生和船舶工業界的同仁們一直在堅持，并組織力量自主開展研究。2000年和2001年，他曾陪同徐秉漢院士兩次向時任中國工程院院長宋健匯報深海載人潛器技術及立項問題。

“宋健同志對我國的深海研究開發事業表示支持，他問：‘世界上載人深潛器最大下潛深度是多少？’我回答‘是日本的6500米’。宋健當即表示：‘那我們就搞7000米的！’”時至今日，當時的每一句話都刻在吳有生心頭。

在科技部與原國家海洋局的大力支持下，2001年，“7000米載人潛水器”重大專項終于列入“863”計劃，并于2002年7月9日通過了合同評審。

7000米載人潛水器馬上要開始研制了，誰來擔任總設計師？吳有生想到了已退休的老同事徐芑南。于是，他一個越洋電話把徐芑南叫了回來，這才有了“蛟龍號”。

“欲國家富強，不可置海洋于不顧，財富取之于海，危險亦來自海上。”我國是海洋大國，21世紀被稱為海洋世紀。在吳有生看來，當前，我國海上方向對國家安全和發展戰略全局的影響愈發凸顯。作為一個擁有1.8萬多公里大陸海岸線、約300萬平方公里主張管轄海域的海洋大國，捍衛國家領土領海主權和海洋權益、維護我國發展重要戰略機遇期的任務艱巨而又繁重。

深海探測開發：我要為國家服務至生命的終點

1984年10月，英國倫敦布魯納爾大學，博士論文答辯正在進行中。答辯委員會主席注意到，就在那本后來被英國水彈性力學的研究人員奉為“圣經”的博士論文扉頁上，中國留學生吳有生寫下了鏗鏘有力的一行字——“獻給我的祖國”。

一畢業，吳有生帶著用省吃儉用攢下的錢買的6個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加速度傳感器，義無反顧地登上了回國的飛機。回國后，他結合國內實際需要，再繼續開展水彈性力學的理論和應用研究，不斷加以發展，使其始終處在世界前沿水平的同時，自己亦成長為中國船舶抗爆研究理論奠基人和國際三維水彈性力學領域的開拓者。

“我的一切都是國家和人民給的，這一生不停努力就是為讓祖國強起來。”濃烈的家國情懷，這是吳有生和老一輩科學家身上共同的印跡。

出生于1942年的吳有生笑言自己是“戴著紅領巾長在紅旗下”，他從不多談自己的天賦和努力，而總是感恩國家和人民的“饋贈”：中學念的是上海最好的高中，大學上的是剛剛建校不久的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到清華讀研究生又接受了嚴格的訓練。“我享受了最優秀的教育資源，當然要為國家、為人民服務至生命的終點。”

“我一直覺得，我們國家起步較晚，要趕上別人不努力不行。”時至今日，年逾古稀的吳有生依然過著沒有周末的生活，工作強度之大令人驚嘆。

就在“蛟龍號”啟動后不久，吳有生又投入更高層次的深海裝備技術———“深海空間站”的全面策劃和技術攻關中。

“這是因為擁有很強的深海作業能力已成新世紀海洋強國的戰略取向。”吳有生分析說，有人技術與無人技術相結合，將是開發利用深海資源的必然發展方向。深海空間站的定位在于既提升深海資源環境探測能力，又增強深海開發與工程作業能力，代表了深海載人技術與信息技術、智能技術高度融合的發展方向。這些研究工作將推動我國船舶、能源、動力機械、材料、水聲、電子信息等多領域的科學和多門類的技術，“誰掌握了核心技術，誰將在未來深海資源探測和開發中占得先機。我們年輕的科學家們有能力推動我國深海裝備技術研究繼續快步向前走，走到世界前列。”吳有生信心十足。

黨的十八大作出建設海洋強國的戰略部署，黨的十九大又進一步提出堅持陸海統籌、加快建設海洋強國，我國的海洋強國建設進入加速發展期。

“今天的中國，正從海洋大國向海洋強國邁進。”幾十年來，吳有生或見證或參與了一個個中國自主研發、全球領先的海洋裝備接連入水，目睹了我國在掌握深海進入、深海探測、深海開發等關鍵技術方面取得重大成果。他贊嘆，大國重器，正在創新發展的大道上逐夢深藍。

科研之路，一走就是一輩子。吳有生見證了新中國砥礪發展70年，從一窮二白的年月，到國力日盛的今天，“自力更生”“民族復興”是中國人始終不變的堅持。“愛國，就是要把我們的所學應用到國家戰略發展的重點領域和行業中去，發揮最優的效用，實現個人理想和國家需要的有機結合和和諧統一。”他如此寄語后輩。（記者 王慧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