患新冠肺炎并一度進入重癥監護的英國首相約翰遜上周日出院，在視頻致辭中，特別感謝了兩位看護他的外籍護士：
“我想特別提到兩位護士，希望他們別介意。他們在我病情處于惡化和改善的關口時，站在我床邊整整48個小時?！?/p>
“（他們是）來自新西蘭的珍妮，確切地說是來自（新西蘭）南島的因弗卡吉爾；以及來自葡萄牙的路易斯，靠近波爾圖?！?/p>
英國的NHS（國民衛生醫療體系）就是善用外勞的一個范例，這也不由得讓人深思提升常住外國人管理工作水平的重要性。
英國國家統計局在2019年8月最近一次更新的介紹稱：
“2018年，英國約有190萬人受雇從事醫療工作，其中，英國公民占88%，非英國公民占12%，其中6%是歐盟成員國公民，6%是非歐盟公民。”
“自2012年以來，非英國公民在醫療隊伍中的比例大體保持穩定，但與此同時，這一群體人數從15.5萬增加到22.7萬，其中歐盟公民占增長的大部分?！?/p>
像英美這些在外勞管理和外國移民入籍方面歷史久、家底比較豐厚的國家，在這次應對疫情的時候，都率先提出歡迎外國醫務工作者，優先向他們發放簽證等等——這就是嫻熟運用外勞管理制度抓手的表現。
有些人認為，這個時候歡迎外國醫務工作者前來參加抗擊疫情，是功利、無人性的表現。
但不可否認，對于這樣一個人口密度大、老齡化嚴重、高度依賴外勞的發達國家，這是非常務實、彈性的外勞管理政策，是積極善用刺激手段的表現。首相這次能夠轉危為安也是直接受益于這個政策。
英國、日本、韓國、新加坡等國對常住外國人管理就很注重樹立內政的權威與占據國際道義制高點，尤其是英國、日本，把各國外勞管理得井然有序，無論是東南亞、中東、南亞、非洲還是拉美，來了沒有不服管的。
看過很多外勞接受英、日媒體的采訪，他們對于這兩國社會制度、福利待遇、社會運作規范、工作觀念的認可大體是發自心底的。他們在這兩國不少也是聚居狀態，也有和當地人通婚的情況。
他們能夠和當地社會融洽相處，尋找到自己的位置，深入參與社會生活，這離不開當地全社會對于常住外國人恩威并重和審慎管理的態度。
比如在日本，像垃圾回收這種重勞力密集型產業，很多日本年輕人不愿意干，就由非洲等地區外勞來填補空白，但人在日本干得就是很開心，還術業有專攻。
一位來自非洲小國的老哥，他收紙箱子、疊紙箱子放到卡車后座上技藝嫻熟，比日本當地人做得還好，能見縫插針堆一兩米高，他為此特別自豪。
他還向鏡頭展示兒子的照片，兒子在學校是棒球隊的隊員，因為棒球打得好，被名校選中，馬上就要升高中了。
照理說，日本人那么嚴謹、愛工作的國民性，那么嚴苛的移民政策，那么快的社會節奏，那么微妙的職場文化，非洲等地區來的人要適應，談何容易？
但就是這一套強有力的恩威并施，使這些外勞逐步適應、融入并自覺遵守這一套社會規范。
這一套看得見的、看不見的制度體系時刻在告訴他：想入籍，就要適應當地國情，尋找到適合自己的位置，逐步發展；入籍了，你也能享受理想的生活。
說白了，抓好常住外國人口管理的目的，就是讓人發自心底明白所在地這個社會治理、運作模式、群體約束準則合理性在哪兒，為什么我適應了它，我自己也能得到很大的益處。在這方面，我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做得也不錯，菲傭成為了家政領域重要勞動力來源之一。
有了強有力的管理，英國、日本這樣人口密度大、老齡化嚴重、高度依賴外勞的發達國家才能有條件在面臨疫情這種極端情況時，依靠吸引外勞來緩解特定行業、崗位人力不足的情況，補充人力資源。
（倫敦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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