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尋“紅色國際橋梁”——亞歐大陸橋上的百年交通線

新華社呼和浩特5月12日電　題：追尋“紅色國際橋梁”——亞歐大陸橋上的百年交通線

新華社記者于長洪、胡曉光、丁銘、魏婧宇

在亞歐大陸橋上，曾有一條秘密的紅色交通線，從“東亞之窗”滿洲里通向莫斯科。

早期中國共產黨人通過這條交通線與共產國際和蘇聯建立起聯系，探尋救國之路。

新中國成立后，一批批革命者的后代沿著這條交通線返回祖國，投身到新中國建設事業中。

共建“一帶一路”，百年交通線換了角色，成為人流、物流、信息流的通道。

時光荏苒，這條“國際橋梁”承載著“救中國”的歷史風云，更凸顯出“強中國”的現實風景。

交通線的“秘密”

1924年6月的一天凌晨，3輛馬車從滿洲里一家小旅館出發，直奔國境線的方向。天光微明，12匹膘肥體壯的快馬分別拉著3輛車奔馳，“噠噠”的馬蹄聲回響在曠野中，驚動了執勤的東北軍哨兵。頃刻間，槍聲、車輪聲、馬蹄聲匯成一片，趕車人熟練地操縱著馬韁繩，左躲右閃避開紛飛的彈雨。

車上坐著李大釗和其他5位代表，在地下交通員的幫助下，他們有驚無險地越過國境線，前往莫斯科出席共產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

“中國共產黨為加強與共產國際和蘇聯的聯系，開辟了多條國際交通線。”滿洲里市歷史文化研究會副會長徐占信說，“其中經滿洲里出境前往莫斯科的交通線是形成時間較早、持續時間較長的一條線，被譽為‘一座紅色的國際橋梁’。”

晉豐泰雜貨鋪、承和順估衣鋪、蘇僑修鞋鋪……翻開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滿洲里地圖，一個個看上去并不起眼的地點，卻在歷史長河中閃閃發光，這些都是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設立的地下交通站。

從1920年開始，共產國際、中國共產黨相繼在滿洲里設立了十幾個秘密交通站。陳獨秀、李大釗、瞿秋白、周恩來等黨的領導人出席共產國際會議、參加在莫斯科召開的中共六大、被派往蘇聯學習工作等，都通過滿洲里這條交通線進出中蘇邊境。

“陳獨秀參加共產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李大釗參加共產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都是經過滿洲里秘密交通線出境的。”徐占信說，“馬克思主義在中國迅速傳播的過程中，滿洲里的秘密交通線發揮了重要作用。”

在莫斯科郊外的五一村，綠樹掩映著一棟白黃相間的三層建筑。1928年，中共六大在此召開，這是中共歷史上唯一一次在境外召開的全國代表大會。

1928年4月開始，參加中共六大的代表陸續從國內出發，喬裝成教師、商人和游客等，換乘各種交通工具秘密前往莫斯科。國內出發的代表中，有一多半經滿洲里出境。

中共六大代表羅明曾在回憶錄中寫道，他和另一位代表許土淼來到滿洲里后，先乘馬車到了中蘇邊境一個山地，然后趁著夜色爬山過邊境，許土淼當時患有肺病，為了不被發現，一路捂嘴忍著咳嗽。前往莫斯科的路上，許土淼病情加重，最終在莫斯科醫治無效病故。

羅章龍、張昆弟、黃平等代表則是分批從滿洲里乘馬車過境。他們在哈爾濱六大代表接待站領到一個過境的號碼牌，然后乘火車到滿洲里，下車后找到車燈上寫著同樣號碼的馬車，將號碼牌交給蘇聯馬車夫，車夫就會將他們送出境。

在地下交通站的幫助下，還有的代表躲在草料車上狂奔出境、有的在濃霧中沿著鐵路線走著出境……

跨越千山萬水、不懼艱難險阻，沒有什么能阻擋中國共產黨人探索救國之路的腳步。

位于滿洲里三道街的晉豐泰雜貨鋪，是紅色交通線上重要的地下交通站。“雜貨鋪一共四間房，后面是個大雜院，院里有兩個儲白菜的地窖可以藏人，雜貨鋪里還有個小地窖，來不及跑也能躲在里面。”86歲的楊文華，仍能清晰回憶起小時候生活過的晉豐泰雜貨鋪。

楊文華的父親楊永和從1934年開始負責晉豐泰的地下交通站工作，母親林鳳珍則帶著她和姐姐為父親的工作打掩護。

1937年，滿洲里的共產黨地下聯絡網絡遭到日本憲兵隊破壞，楊永和一家被捕入獄。“中國人不怕死、不怕苦，不會在敵人面前低頭。”楊文華回憶說，“母親在獄中遭受嚴刑拷打，沒向敵人透露任何信息。”楊文華母女三人后來被釋放，但卻和父親斷了聯系。

1945年抗戰勝利后，母女三人回到滿洲里，盼著與楊永和團圓。“又找了兩年多，才知道父親早已被殺害。”

1920年至1937年，經滿洲里出境的紅色交通線存在了18個春秋。交通線被破壞后，多數交通員被捕犧牲。因為他們工作隱秘，多數人沒有留下姓名，甚至家人在很久后才知道消息。

莫斯科郊外歸來

1950年7月底，一列蘇聯火車緩緩駛入滿洲里火車站。

車門打開，30多名孩子沖上站臺。12歲的柴娥麗、13歲的肖蘇華和14歲的李多力在孩子堆中好奇地四處張望，他們回到了從未謀面的祖國。

這批孩子多是在蘇聯出生、長大，他們的父輩都是中國共產黨早期革命者。20世紀二三十年代，眾多革命先輩沿著亞歐大陸橋的紅色交通線前往蘇聯工作學習；多年后，他們的后代踏上父輩走過的路，回國投身到新中國建設的各項事業中。

柴娥麗的祖父是東北抗日聯軍烈士，父親在晉察冀戰役中犧牲。“我很小的時候父母就犧牲了，但我是黨的女兒，從不覺得自己是孤兒。”柴娥麗說。

1966年，柴娥麗從當時的北京對外貿易學院畢業，開始從事機械汽車等進出口工作，見證了國家工業貿易的發展。柴娥麗說：“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從蘇聯、日本進口汽車、工程設備產品，覺得都特別先進，到了80年代末，國內的工廠陸續發展起來，街上出現了很多國產車。”

“我一輩子做進口貿易，直到90年代初退休之前的那幾年，終于開始搞出口了。”柴娥麗開心地說，“現在國家的制造業發展越來越快，出口的品類比我們那時候多多了。”

85歲的李多力回顧自己的一生，將1961年列為最重要的一年。那一年，他從當時的北京工業學院轉學到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并在學校光榮地入了黨。

李多力考入北京工業學院后，先在坦克專業學習，后來學校將他調入新成立的固體燃料專業，1961年他轉入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又轉去學習液體火箭發動機。“我就想為了國防建設學本領，國家需要我學啥，我就學啥。”

李多力說：“那時國家的導彈研究剛剛起步，有些課程還沒有教材，我買了不少關于火箭發動機的俄文書學習。”1964年畢業后，李多力開始參與液體火箭發動機的制造工作，直到1991年退休。

1936年，肖蘇華的父母從滿洲里出境，沿紅色交通線秘密前往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1937年，肖蘇華在莫斯科出生，父母還沒來得及給他取名字，就趕回國內投身革命事業。在蘇聯伊萬諾沃國際兒童院，大家都叫肖蘇華“李忠·維佳”，這是用父親的化名和他的小名拼起來的名字。直到回國后，十幾歲的肖蘇華才有了正式的名字。父親為他取名“蘇華”，象征中蘇間的友誼。

在蘇聯生活期間愛上芭蕾舞的肖蘇華，回國后繼續從事芭蕾舞的教學與研究工作，并常年致力于中西方的舞蹈交流。他融合紅樓夢、白蛇傳、三星堆等中國傳統文化元素，創作舞劇舞蹈作品，將中國風格的舞劇推向世界舞臺。

和李多力、肖蘇華等一起在蘇聯伊萬諾沃國際兒童院長大的肖立昂，回國后成長為我國第一批水下攝影師。他說：“我們都是革命的接班人，不管干什么工作都要求自己兢兢業業，把祖國建設得更好。”

向北開放橋頭堡

2009年，李多力時隔59年再次回到滿洲里，眼前的城市令他感覺陌生又激動。

矮小的火車站臺、稀松的小平房、成片的莊稼地……這是李多力1950年回國時，滿洲里留給他的印象。

繁忙的國門口岸、高樓林立的現代街區、絡繹不絕的中外游客……曾經的“紅色橋頭堡”滿洲里早已變了模樣，當年的“紅色交通線”如今成了亞歐經貿往來的通道。

新中國成立初期，蘇聯大批物資通過滿洲里運往國內，有力支援了國內建設和抗美援朝。王同月老人在1954年進入剛成立的滿洲里鐵路換裝處工作，負責出入境物資的裝卸，親身經歷了那個中蘇鐵路運輸的繁忙時期。他曾回憶說：“票房以北是蘇聯車，以南是中國車，軌道上的車都是滿的，我們1000多名換裝工人，每天三班倒，不停地裝運物資。”

半個多世紀以來，滿洲里一直是國際鐵路運輸的重要樞紐，而“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為“東亞之窗”滿洲里帶來了新的使命與機遇。

悠揚的汽笛聲響起，一列滿載貨物的中歐班列緩緩駛出國門，沿著亞歐大陸橋駛向歐洲。滿洲里已成為中歐班列東部通道的重要口岸，經由滿洲里鐵路口岸進出境的中歐班列運行線路已超過50條。

在全球疫情下，航空和海運出現不同程度停運、減運等情況。中歐班列發揮安全高效等優勢，不斷開拓新業務、增添新線路，為保障中歐及沿線國家物流暢通發揮了重要作用。2020年，經滿洲里口岸進出境中歐班列達3548列、324310標箱，較上一年同期分別增長35.1%和37.6%。

火車駛出滿洲里，進入俄羅斯赤塔，這里曾是中共六大代表從滿洲里秘密出境后的第一站。如今，赤塔地區積極開發“紅色旅游”資源，與內蒙古自治區共同開展跨境旅游。

“俄中邊界全長超過4000公里，很有利于兩國增加和發展經濟協作。”俄羅斯普列漢諾夫經濟大學人工智能、神經技術和商業分析實驗室主任鐵木爾·薩德科夫說，“我們將打造互利合作的典范，深化‘一帶一路’和歐亞經濟聯盟對接，推動經貿投資合作提質升級，同時拓展科技創新、數字經濟等新興領域合作。”

當前，中俄貿易往來依舊密切。海關總署發布的統計數據顯示，2021年一季度，中俄貿易額同比增長15.4%，達到292.65億美元。

俄中友好、和平與發展委員會俄方主席、負責保護企業家權益的俄總統全權代表鮑里斯·季托夫說，俄中在合理的互利原則基礎上發展經貿合作，按計劃，到2024年，兩國將把雙邊貿易額提高到2000億美元。

季托夫指出，有必要提升中小企業在雙邊貿易中的份額，更加積極地安排成千上萬俄中企業家相互往來。

張志強是滿洲里一家商貿企業的負責人，20世紀90年代初，他和妻子挎著背包往返中俄兩國，進行小商品貿易，后來生意越做越大，成立了商貿公司，代理出口農業機械、工程設備等大宗商品。“現在交通聯通、貿易暢通、民心相通，中小企業開展對外貿易得到的支持和便利越來越多。”

莫斯科大學新聞系俄中研究中心主任葉甫蓋尼·扎伊采夫說：“我認為俄中合作禁區和上限是不存在的。因為把我們兩國團結在一起的不僅是這種現實的、務實的雙邊經濟利益，還有我們對時代大多數現實問題觀點一致。”

亞歐大陸橋上的交通線，運送過探索救國道路的革命者，接回了革命者后代建設祖國，又為新中國建設輸送過重要物資，如今成為人流、物流、信息流通道，承擔起更豐富的發展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