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日報網9月8日 據《紐約時報》報道，美聯儲的低利率政策和其它意在提振經濟的措施正在將股票等金融資產的價值推向月球的高度，最終成為財富極度不均的主因。這是許多金融界人士的一則信條。
這種觀點在一些財經紀錄片、報紙評論文章和眾多電視財經新聞欄目中都能聽到。這種觀點可能落后了。
有一些新證據表明，嚴重的財富不平等是引發近年來明顯的低利率和高資產價格的原因而非結果。這是20日堪薩斯城聯邦儲備銀行杰克遜霍爾年度經濟研討會上公布的一項新研究結論，頗具煽動性。
了解這一新概念與市場繁榮的關聯——以及它一旦結束就會對金融穩定帶來風險——就意味著要弄清利率如此之低，金融資產價格如此之高的原因，以及美聯儲要怎么著手處理。
發達的經濟體經歷了十多年的低利率情形，可以看作非央行決策的結果，而是強大的全球各方力量推動的結果——致使資產價格相應飆升。
實際上，全球儲蓄過剩導致“自然利率”?的下降，也被稱為r*：即既不刺激也不減緩經濟增長的利率。
在這其中，央行官員相當于高速公路上的司機，必須根據路況來調整速度。美聯儲在過去十年里一直保持低利率，原因是利率是一直保持經濟穩定的條件。如果試圖調高利率，將會導致經濟衰退出現。
“各國央行現在意識到自然利率已然走低，意味著未來收緊貨幣政策的能力有限，”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家克里斯汀·福布斯（Kristin Forbes）在研討會上說道。
不過，這就會有一個問題：為什么會存在這種儲蓄過剩的情況呢？
普林斯頓大學的阿蒂夫·米安（Atif Mian）、哈佛大學的路德維格·斯特勞布（Ludwig Straub）和芝加哥大學的埃米爾·蘇菲（Amir Sufi）共同撰寫的一篇論文研究了兩種主要原因：一是美國“嬰兒潮”一代積累退休金的人口效應，二是由于富人儲蓄占收入的比例高于中產階級和窮人，加劇不平等帶來的影響。
他們發現，更嚴重的貧富不均的影響遠大于人口效應。
這并不是說高收入者提高了儲蓄率，相反，他們正在獲取更大部分的經濟蛋糕；根據研究人員的計算，近年來，收入最高的10%的人的收入占比上升到45%以上，而在1970年代初約為30%。
高收入者賺得越多，儲蓄就越多，未來幾年會增加至數萬億美元——1995年到2019年，在個人儲蓄里的占比是30%到40%。
因此，無論收入不平等加劇的原因是什么——很可能是包括技術變革、工會權力弱化、全球化、稅收政策的變化和贏家通吃的市場動態等的綜合效應——這促使那些富人的資產價值飛速上升。
“富人的收入越來越高，儲蓄過剩的情況就會出現，”米安說道，“儲蓄過剩迫使利率下調，讓富人更加富有，然而再次引發財富分配不均。這是一個惡性循環，而我們正深陷其中。”
他們的論文很難說是定論，而研討會上的其他經濟學家指出了一些問題——例如，自然利率的下降是全球現象，也發生在在收入不平等趨勢與美國不同的國家。哈佛大學經濟學家賈森·弗曼（Jason Furman）指出，收入不平等的擴大情況在2000年之前的幾年里最為激烈，而自然利率的下降大多發生在那之后。
不過，不管收入不平等在推動低利率、高資產價格和更嚴重的財富分配不均等方面是一個多么強大的因素，這種情況確實讓美聯儲以及各國央行陷入了困境。
蘇菲教授在一封電子郵件中寫道：“這些推動降低自然利率的力量可能非常強大，美聯儲永遠無法與之抗衡。”
不管原因是什么原因，導致了這樣一種情形：即使是利率的適度回調可能會加重債務負擔，造成不可預知的連鎖反應。
美聯儲前副主席、現任職于布魯金斯學會的唐納德·科恩（Donald Kohn）在研討會上發表講話時呼吁采取更積極的行動，遏制金融系統的風險,因為長期以來，“在大量資產價值和債務可持續性的評估是建立在非常低的利率之上的情況下，向高利率的；轉變可能相當坎坷。”。
如果不出意外的話，上述論文進一步證明了世界上一些最根深蒂固的經濟問題是如何復雜地相互交織。這意味著接下來發生的事情，關于利率、通貨膨脹、增長和關于經濟未來的其他一切情況，都比最初看起來會更為難纏。
（編譯：朱恩慧 編輯：王旭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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