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楊召奎《工人日報》（2021年10月15日 05版）
2020年，全國農民工總量達28560萬人。數量龐大的務工者難免會遭遇欠薪、工傷等問題。在他們維權的過程中，提供免費服務的農民工法援律師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這一群體在為務工者帶來希望的同時，也面臨工作強度大、收入低、經常被威脅投訴等困境。
如何讓這一群體更好地為農民工維權？業內人士呼吁，建立更多專門為農民工提供法律援助的機構，加快推進法律援助隊伍專業化、職業化發展，加強對法援律師權益的保護。
今年9月，湖北武漢一位律師在執業過程中不幸遇害身亡，引發輿論對于法律援助律師工作狀況的關心。
連日來，《工人日報》記者采訪多位長期關注農民工權益的法援律師后了解到，他們面臨著工作強度大、收入低、經常被威脅投訴等困境，特別是常常面臨農民工證據不足或無證據的情況，這需要律師花費大量時間和精力去搜集證據。
基于此，近年來，不少專職的農民工法援律師選擇離職，去商業律所工作。當然，還有大量的專兼職農民工法援律師仍秉持“扶危濟困、匡扶正義”之心，克服種種困難，堅持幫助農民工維權、伸張正義。
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
國家統計局今年2月底發布的《2020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顯示，2020年全國農民工總量28560萬人。數量龐大的農民工在務工過程中，難免會遇到欠薪、工傷等問題。很多農民工法律意識淡薄，也沒錢請律師打官司，常常維權無力。
為此，一些農民工只得與律師簽訂協議，通過風險代理的方式打官司，打贏官司后再支付律師費，如果輸了官司就不用花錢。
“這個時候，農民工法援律師的價值就體現出來了。他們免費幫農民工打官司，而且他們長期關注欠薪、工傷等問題，這一塊業務比較熟悉，能更好地幫農民工維權。”中央財經大學勞動法和社會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說。
司法部公布的數據顯示，2020年，全國法律援助機構共辦理農民工法援案件48萬余件，為53萬余人次提供了法援服務。
北京致誠農民工法律援助與研究中心主任佟麗華對記者表示，目前，農民工法援律師在促進社會穩定、解決社會矛盾、維護農民工合法權益和社會公平正義的道路上發揮著越來越大的作用。
“有時候，我們會發現，有的農民工可能為了幾千元就走上違法犯罪的道路，還有一些群體性案件，如果處理不好就會影響社會穩定。有了法援律師之后，這些問題就有可能避免。”佟麗華說。
“農民工法律援助之路并不好走，可以說，每個法援案子都要耗費大量精力去搜集資料，整合證據，特別是有些案子還是群體性的維權案件，就更復雜。”北京致誠農民工法律援助與研究中心律師霍薇對記者表示，“不過，每當看到受援者拿到賠償款后露出的笑容，我覺得自己的工作還是很有意義的，付出的艱辛都值得。”
工作中面臨多種困境
做法律援助服務，經費和人員最重要。但由于辦案補貼少，一些專職法援律師的待遇比商業律所律師的待遇低很多。為此，每年都有專職法援律師選擇離職去商業律所工作。
一位去年從某法律援助機構離職的北京律師王明（化名）對記者表示：“法援律師辦案補貼很低，為了多賺錢，只能自己辛苦些，多接案子，一年要做上百個案件。辦的案子多了，工作強度和壓力肯定就大了。現在來商業律所之后，接的案子不多，但由于案值比較大，所以收入比之前高不少。”
陜西恒達律師事務所高級合伙人趙良善律師也經常為農民工提供法律援助，他對記者表示，在他辦理的一些農民工欠薪案件中，很多農民工存在手中證據不足或無證據的情況。
“一些農民工本身法律意識薄弱，出現糾紛后，一是沒有合同，二是僅認識工長或包工頭。工長或包工頭一旦失聯，就很難查證農民工的勞動關系等，而勞動關系不清晰，索要工資的主體就沒法明確，從而增加了法律援助的難度。因此，律師前期調查工作量巨大，需要多方努力尋找證據，有的案件甚至要跑好幾趟工地，找好幾個公司，打好幾場官司，才能最終幫農民工討回血汗錢。”趙良善說。
除了壓力大、強度大、收入低之外，一些農民工法援律師還經常被威脅、被投訴。
“因為幫助農民工維權，被包工頭威脅、辱罵甚至惡意投訴舉報的事情都很常見。”王明說，更寒心的是，他還遇到過被自己幫助的農民工投訴的情況。
王明表示，2019年他辦理了一個老年農民工維權的案子，自己花了不少心思，最終也幫助農民工打贏了官司。但后來，該農民工從別的律師那里咨詢后發現，法院判賠的數額比他理應拿到的低1萬多元，于是認為這是王明的責任，就將他投訴到了當地律協。
王明表示，雖然自己沒有責任，但為了息事寧人，自己和單位不得不將這部分差額補給了農民工。
“但實際上，依據不同的標準，賠償數額存在差異很正常。比如勞動者受傷后，走工傷保險賠償和人身損害賠償兩種渠道，賠償數額就會不一樣，也無法確認哪個賠償多一些，都要根據案情和證據情況具體分析。”王明說。
提高待遇，解決后顧之憂
佟麗華表示，我國農民工是一個龐大的群體，應該建立更多的專門為農民工提供法律援助的機構，加快推進法律援助隊伍專業化、職業化發展。
“這些機構可以通過開通熱線、安排人員值班等線上線下相結合的方式，讓農民工在權益受到侵害的時候，能及時獲得專業幫助。”佟麗華說，就像醫院一樣，可以給農民工提供“急診”和“專科”服務。
為了達到這一目標，佟麗華認為，應逐步提高法援律師的待遇，加強對法援律師權益的保護，解決他們的后顧之憂。
“只有讓法援律師獲得更高的收入、更多的承認、更好的保障，才能吸引更多優秀的人才加入這個領域。”佟麗華說，為此，目前他也允許單位的農民工法援律師在有余力的情況下接商業案子，但前提是要事先跟他匯報，并堅持一個底線——不代表單位去起訴農民工。
趙良善則表示，希望法律援助制度能夠更加健全，接受法律援助的農民工群體的法律意識也能逐步提高，實現雙向進步，這樣法援律師才能更好地辦理相關案件。
事實上，近年來，政府部門也在努力為農民工等群體提供全面優質的法律援助服務。當前，我國正在加大政府購買法律援助服務的力度，逐步提高案件的辦案補貼標準。同時，民事、行政法律援助覆蓋面正在擴大，門檻正在降低。
今年9月，司法部副部長熊選國表示，目前，覆蓋城鄉的公共法律服務網絡基本形成。司法部大力推進實體、網絡和熱線三大平臺建設，老百姓只需要通過電話、網絡或者微信小程序就可以隨時隨地獲得免費的法律服務，實現了公共法律服務與群眾的“無縫銜接”。
（楊召奎）
掃碼下載
中文網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