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日報網1月18日電 英國《經濟學人》近期發表一篇報道，先簡要地講述了近期全球經濟政策和通貨膨脹情況。在2010年代，一些國家的央行通過量化寬松政策發行了大量的貨幣，而政府則實施財政緊縮政策。發達國家的通脹率大多過低，達不到中央銀行的目標。然后，新冠疫情爆發了。于是，量化寬松的力度加大。真正新穎的經濟政策是在全球范圍內實施的10.8萬億美元財政刺激，相當于全球GDP的10%。造成的結果就是高通脹。隨著消費價格以每年6.8%的速度上漲，美聯儲在12月15日被迫承認通貨膨脹已然是一個巨大的威脅。

米爾頓?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認為，通脹“一直都是一種普遍的貨幣現象”。實現通脹目標的責任不在政府，而在央行。但是，新冠疫情是否表明，通脹真的是財政問題?

財政刺激推升通脹的一種方式是通過讓家庭和企業擁有更多的資金，使他們更有可能消費。假設政府以債券的方式從投資者那里籌集現金，然后把錢分發給家庭，使其重新進入流通。減除后，政府好像剛剛發行了新債券。這些債券是否真的為私營部門創造了新的財富，這是一個古老的理論爭論的話題。當政府的債務增加時，公眾也可能期望在未來支付更高的稅收——這一負債將抵消他們新創造的資產。然而，在現實中，財政刺激明顯會引發更多的支出。

現在在觀念實驗中引入一個新方法。央行在實施量化寬松政策時，通過購買政府發行的債券的方式來發行新貨幣。在凈額結算時，政府不是發放債券，而是在發放現金。這與新冠疫情期間的綜合性政策相差不遠。伴隨數額龐大的財政刺激政策而來的是幾乎同等規模的債券購買：美國、英國、歐元區和日本的央行總共購買了超過9萬億美元的資產，造成商業銀行存款激增。在美國，銀行存款從2020年初約13.5萬億美元上升到現在約18萬億美元。早在2020年春天，白金漢大學的蒂姆?康登(Tim Congdon)等貨幣主義經濟學家就指出，包括銀行存款在內的廣義貨幣指標大幅上升，并警告通脹會隨之而來。

不過，政策的哪一部分更重要：是提高家庭財富總量的財政刺激，還是確保注入資金的是現金而不是債券的量化寬松? 研究機構Exante Data的克里斯?馬什(Chris Marsh)表示，向家庭注入現金可能有一些特殊之處。他表示，新冠疫情過后，就有可能會“重新發現”貨幣主義了。

然而，一些經濟學家認為，量化寬松基本上是無效的，除非是在嚴重的金融壓力時期，比如2020年春季的“現金搶購”。假設一旦危機過去，央行迅速收縮資產規模，但仍承諾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將利率維持在零水平。美國龐大的財政刺激計劃通過增加家庭財富，似乎仍有可能推高消費和物價。

然而，如果擴大貨幣的定義，相信與財政刺激相比，量化寬松是無能的，這實際上與貨幣主義是一致的。要區分中央銀行發行的電子貨幣和政府發行的債務證券越來越困難。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為當利率接近于零時，它們是更接近的替代品。這也是因為大多數中央銀行現在為他們創造的電子貨幣支付利息。即使利率上升，所謂的“儲備利率”仍然會使電子貨幣看起來有點像公共債務。

反之亦然。投資者看重政府債券（尤其是美國國債）的流動性，這意味著他們愿意以比其他投資更低的利率持有國債，就像公眾愿意接受銀行存款的低收益一樣。因此，2020年12月，圣路易斯聯邦儲備銀行的戴維?安道法托(David Andolfatto)寫道：“更準確的做法是，少把國債視為一種債務形式，而更多地將其視為一種流通貨幣形式。”他還警告美國人，鑒于疫情期間國家債務的一次性增加，要“為暫時的通脹爆發做好準備”。如果貨幣和債務是相互替代的，那么僅僅像量化寬松那樣將貨幣和債務互換，可能就無法提供多少刺激，這與2010年代的經驗是一致的。但是，擴大它們的總供給可能引發強勁的通貨膨脹。

這種邏輯極端的觀點被稱為“價格水平的財政理論”，創建于上世紀90年代初(并在不斷更新中：斯坦福大學的約翰?科克倫（John Cochrane）就這個主題寫了一本637頁的書)。這就是說，政府貨幣和債務的流通股票有點像一家公司的股票。通過它的價值——即它可以購買的價值——調整以反映未來的財政政策。如果政府不能充分承諾運營盈余來償還債務，公眾就會像股東一樣期待股權被稀釋，結果就是通貨膨脹。

不過，要解釋現今的高通脹現象，并不需要這么深入，只關注近期的赤字就足夠了，而不是展望未來。然而，令人驚訝的是，像安道法托這樣專注于政府債務供應的經濟學家已預見到了如今的困境，而大多數央行行長卻沒有預見到，因為他們把勞動力市場作為衡量通脹壓力的指標。過去十年的經驗表明，當利率降至零時，僅靠量化寬松是無法擺脫低通脹世界的。弗里德曼主義依然存在。

（翻譯：高越?編輯：王旭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