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職業生涯之初的青年人才建設可負擔的公共住房，是城市間人才競爭的關鍵因素之一，也可推動城市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公共住房的規劃建設不僅要考慮青年人才本身，還要考慮其父母、子女等“新時代流動人口”的需求。面對人口下降的長期趨勢，中國城市將更依賴知識經濟，需要新的政策來吸引和留住人才。

在快速城鎮化的背景下，中國名義城鎮化率在2022年已達到65%。這種城鄉人口分布的巨大變化需要大量的政策創新，以在城市中容納數億的農村流動人口。在城鎮化快速發展的同時，人口增長的逆轉更為突然。2023年1月的統計局報告顯示，2022年中國人口數量下降了0.06%，這將產生長期和廣泛的影響，而這些影響將在大城市中不斷放大。

面對人口數量下降的挑戰，中國的主要城市將越來越依賴人才的凈流入，即需要通常擁有科學、技術、工程和數學高等教育學位的STEM人才。城市間人才競爭的關鍵因素之一，是為職業生涯之初的專業人士規劃建設公共住房。

為什么要使用公共財政給人才提供住房呢？首先，在北京、上海、深圳等大城市，多數青年人才難以負擔商品住房。為了爭奪人才，雇主需要與政府合作，補貼住房成本。而城市要吸引和留住重要的雇主，如研究實驗室、高科技公司和其他知識密集型機構，為人才提供住房將是必不可少的條件。因此，提供可負擔的住房，已成為城市向知識經濟轉型的優先事項。此外，為有高等教育背景的農村流動人口提供公共住房，可以推動城市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

2022年，中國政府宣布已經建成世界最大的住房保障體系，改善了兩億多人的住房條件。自2007年以來，很多城市開始針對新市民和青年人才（包括有大學以上學歷的農村流動人口）規劃和建設公共租賃住房。到2021年底，公共租賃住房容納了3800萬居民，特大城市也建設了數百萬套公共租賃住房。

深圳是提供公共租賃住房和人才房的主要城市之一，計劃到2035年至少建設120萬套公共住房。深圳沒有像西方國家那樣，通過某種形式的城市住房管理局，向有需要的人分配公共住房，而是和中國其他一些大城市一樣，建立了一種新穎的公共住房分配方式, 將大量的公共住房租給雇主，再由他們負責分配到其雇員手上。這種分配模式能較好地保障城市留住其需要的人才，但仍缺少對流動人口的公平性，且降低了資源分配效率。

居住在公共住房中的人才及其家庭有何感受呢？我們的研究有以下發現。

現有的大量公共住房是為單位員工個人規劃，但許多人才都有配偶，還有孩子需要祖父母照顧，很多生活在一個三代同堂的大家庭中。公共租賃住房社區可以容納三代人的各種娛樂活動和社會互動。但與西方高層公寓中居民的匿名性不同，公共租賃房社區中有豐富的社會網絡，讓人聯想到傳統的單位家屬樓。像中國城市中大多數小區一樣，公共租賃住房設置有安全門禁，有助于社區感的形成，但高層住宅給鄰里交往帶來了挑戰。

盡管人才居住區有舒適、干凈、現代的住房單元和充滿活力的社會環境，但許多人才并沒有意愿在工作的城市長期定居。我們認為，青年人才及其子女和父母構成了“新時代的流動人口”，他們把公共住房視為“墊腳石”，去追尋更好的、更實惠的東西。公共住房項目有助于吸引人才，但只要高房價使北上廣深等大城市的住房所有權遙不可及，人才的長期居留就仍難以得到保障。

人才的父母，即負責照顧孫輩的祖父母，是城市中“老漂”現象的典型代表。他們大多沒有本地戶口，對未來的打算也很復雜——許多人有意愿返回原籍地，卻不知何時。這些由青年人才、兒童和流動老人構成的“新時代流動人口”，挑戰了“流動人口=農民工=城市底層”的傳統觀念。“新時代流動人口”的住房是為單身或夫妻規劃設計的，多為40到60平方米的一、二居室。但是，這些人才家庭的多代結構（通常是四到五口人）具有明顯的中國特色，小戶型公寓難以滿足他們的需求。

這些研究發現能為中國城市住房政策的轉變提供一些參考。首先，留住人才將取決于為努力向上流動的人才提供可負擔的住房。大多數人才是流動人口，城市如果能夠提供合適的就業機會以及良好住房等公共服務，將在人才競爭中獲勝。其次，家庭遷移正變得普遍，但公共住房缺乏考慮長者和兒童的中短期居住需求，也應該包容更多的農村流動人口。面對人口下降的長期趨勢，中國城市將前所未有地依賴知識經濟，需要新的政策來吸引和留住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