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邦交正常化以來，雙邊關系一直受到日美同盟的影響及干預。即便日本的戰略自主性有上升趨勢，中日美三國之間的互聯互動日益增強，這種干預甚至規范作用也沒有消失或減弱。日本對外戰略的首要目標是穩固日美同盟，在此前提下根據自身利益制定或調整對華政策。大多數情況下，日本是通過調整日美同盟關系來應對日顯重要的“中國問題”。可以說，日本對同盟狀態的認知以及對同盟的管理結果，很大程度上會結構性地影響其對華政策調整及中日關系走勢。
在日美同盟的管理上，日本與許多“次級盟國”一樣，一直在努力應對兩大難題，即“被卷入”和“被拋棄”的兩難境地。一方面，過度依賴日美同盟，有被卷入或陷進美國對外戰爭的風險；另一方面，尋求更大的自主權，則有被盟主美國“拋棄”的風險。就日美同盟及中日關系而言，隨著時間推移，日本更加擔心的是“被拋棄”的風險而非“被卷入”的風險。
進入21世紀第二個十年以來，中國加速取得舉世公認的發展成就，中美戰略實力與博弈能力日趨均衡，這使得在日美同盟中居于弱勢地位的日本更加難以打消遭美“算計”及“拋棄”的疑懼，始終存在著一種潛在的不安意識。
同為美國的亞洲盟友，韓國、菲律賓和泰國，一貫非常重視并小心翼翼地注意避免“被卷入”風險，但日本的行為卻日益顯示其更專注于應對“被拋棄”的困境。這符合同盟理論所指出的，對“被拋棄”的恐懼會導致弱勢盟友采取各種對沖和保險策略。
中日建交50多年來，日本數次調整對華關系，皆與同盟狀態即遭遇“被拋棄”風險有關。1972年提速推進對華關系正常化，和2019年就構建契合新時代要求的中日關系同中方達成“十點共識”，分別與“尼克松沖擊”與“特朗普沖擊”直接有關。不久前，日美同盟曾因“特朗普沖擊”受到了冷戰結束以來最嚴峻的一次考驗，日本在強固同盟的同時，還大膽開展了一些基于戰略自主行為的嘗試，其中最引人關注的是，出于“被拋棄”的嚴重疑慮及擔心，在戰術上以大幅度的對華接近進行了對沖和保險策略。
2021年1月，拜登出任美國總統后，美日同盟愈加關注中國。與特朗普不同的是，拜登政府對華戰略的一大重點是聯合盟友的力量，在對華問題上結成統一戰線，實施全方位對華打壓。在拜登對“特朗普沖擊”采取修補措施后，日美同盟的對華政策比之前更為協調。這也是近十多年來，日美同盟在對華議題上分歧最小、日方“同盟困境”感知最弱的時期。日美雙方在一些戰略性議題上走得更近，在協調行動上邁出了新的重要步伐。隨著美國對華政策從特朗普時期的“單打獨斗”轉變為拜登的對華統一戰線，日本在相當程度上恢復了對日美同盟的信心，加強了“聯美制華”、強硬對華的政策傾向。
近期尤其令人關注的是，日本以積極配合美國在安全、外交及經濟領域實施“制華”舉措作為交換籌碼來穩住同盟，同時積極圖謀利用東海、臺海及南海問題作為戰略棋子，誘壓美國及日美同盟深度介入。日本不再像以往那樣擔心被卷入中美沖突，反而煽風點火，密切配合美國，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甘愿站到軍事對峙前沿。由此導致的結果是，日本整體戰略指向“西傾”，并與美國及其主要盟友走得更近，中美日三角關系更加失衡。日本對華政策中的消極因素集中凸顯，制衡中國開始成為日本對華外交乃至整體外交的主線。
當前日本對中國的防范與戒備，甚至可以說已超過中日建交以來的任何一個歷史時期。岸田政府圍繞人權外交、軍事轉型、經濟安全、臺灣問題、“島海”爭端等的涉華政策不斷示硬逞強，進一步激化了中日矛盾和摩擦，對雙邊關系產生了很大的負面影響。日本戰略上倒向美國的趨向明顯，在重大敏感問題上消極動向頻仍，對華轉用對抗性策略的一面顯著提高。這種強硬與魯莽的應對，正使中日關系以及兩國相處之道面臨歷史性的“范式之變”。
在這種關系格局下，兩種態勢及趨向已引起世人高度關注。一是，在中美戰略博弈及中美、日美關系中，日本日益加速推動形成“同盟制華”的基本格局。日本調整對華關系或會保留轉圜余地，但均屬于戰術性對沖而非戰略性變革，在可預期范圍內不會超出日美同盟框架的約束。二是，日本為減少“被拋棄”的同盟困境，正以增強并借助同盟擴展的方式，承擔新的安全角色及防務職能。這些戰略新方向，正悄然撬動日美同盟關系的屬性和架構，其后果亦有可能極大地改變中日關系乃至東亞地緣政治格局。
本文英文版標題為 "Westward pivot"
責編 | 宋平 辛欣
編輯 | 張釗 李曉云
實習生王晨曦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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