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陽橋東南角出土的明清時期鎮水獸
正陽橋考古發掘結束后，對遺址采取了保護措施
正陽橋考古現場
今年7月27日，北京中軸線成功入選《世界遺產名錄》。此前12年，中軸線考古工作亮點頻現。相較中軸線北段鐘鼓樓、萬寧橋等古跡，南段的遺產格局不夠清晰完整。為了還原完整的中軸線，2021年，北京考古研究院啟動北京中軸線南段考古發掘工作。
歷時3年，考古人員先后確定了正陽橋遺址的位置，發掘出天橋遺址，南中軸線的格局逐漸清晰。這些成果，均被記錄在即將面世的《北京中軸線考古發掘報告（2021-2023）》一書中。
近日，北京青年報記者專訪了參與考古發掘工作的北京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館員張利芳，揭秘南中軸線考古背后的故事。
正陽橋
中軸線南段考古從尋找一具鎮水獸開始
“中軸線南段的考古過程中，我們要先找到正陽橋的一具鎮水獸。”張利芳稱，上世紀90年代，曾在正陽橋遺址附近發現了一具明清時期的鎮水獸，隨后做了保護性回填。2021年8月，考古人員決定重新發掘這具鎮水獸。
正陽橋遺址位于前門步行街北口，正陽門箭樓南側，其位于城市核心區，地處繁華的前門步行街上。因受限因素太多，大面積的考古挖掘難以展開。
考古人員在調取當時的鎮水獸發掘檔案后，又經過多番論證，確定了動工點，并以該坐標點為中心，在附近劃定了5米見方的工作區域，集中力量發掘鎮水獸。
由于前期準備工作十分充分，動工后，考古人員很快挖到當時保護鎮水獸的水泥房。不過也是因為這座水泥房，卻成了重新挖掘鎮水獸的難題之一。
“為了再次完好地呈現鎮水獸全貌，我們必須破除這座水泥房。但過程中又要避免鎮水獸被掉落的鋼筋水泥砸壞。”張利芳告訴北青報記者，考古人員購買了多條棉被將地下的鎮水獸裹得嚴嚴實實，然后才破除水泥房，最終完好無損地讓這具鎮水獸重見天日。
從史料古畫中還原正陽橋樣貌
鎮水獸是橋梁附屬文物。雖然找到了鎮水獸，但歷史上的正陽橋具體什么樣，考古人員心里一直沒底。為此，他們一邊進行一線發掘，一邊進行文獻研究。
好在明清時期的史書、古畫里，記載了正陽橋的形象。如《明英宗實錄》，清《康熙南巡圖》《乾隆南巡圖》等。
那段時間，張利芳一有時間便會去博物館、檔案館看古書畫。為了正陽橋的考古工作，她查閱了《清史稿》《清實錄》《清會典》《明實錄》等匯典及志書中關于正陽橋的所有內容。
根據文獻提供的線索和古代橋梁建制，正陽橋的四角應各有一具鎮水獸。“根據已發掘的鎮水獸體位和走向，很容易判斷它是正陽橋東南側的那具。”張利芳說，正陽橋橋體呈南北走向，照著這個思路向西北推進，考古人員果然在該鎮水獸西側一米左右的位置發現了橋體的東立面。順著東立面再往北發掘，正陽橋東立面超過一半的部分露了出來。
抽絲剝繭最終找到正陽橋遺址
張利芳介紹，正陽橋位于中軸線上，橋體本身的南北軸線即為中軸線，東西軸線在中間橋洞的正中央。在發掘出南駁岸和中間券洞后，橋體的西立面和北側邊界也隨之明確。四具鎮水獸是兩兩相互對稱的，在確定東南角鎮水獸的位置后，另外三具的位置也就明確了。
整個發掘過程可謂順藤摸瓜，步步推進，對遺跡研判抽絲剝繭，猶如偵探破案。最終，考古人員通過最小的發掘面積，明確了正陽橋的規制、建筑材料等重要信息，為此后復原正陽橋打下基礎。
天橋
天橋遺址考古分區域進行
天橋位于北京內城正門正陽門和外城正門永定門之間，是明清時期北京中軸線上的一座橋梁，常被見諸于史料中，并存在于老北京的鄉愁記憶里。發掘天橋遺址，對于完善北京中軸線南段至關重要。經過多輪考證，考古人員基本確認天橋遺址位于十字路口的中間。不過，天橋的考古挖掘困難重重，最大的困難還是在遺址的地表上。
如今北京天橋藝術大廈所在的前門大街、永安路、天壇路和天橋南大街十字路口正是天橋遺址所在地。這處路口周邊分布著天壇公園、國家自然博物館、天橋劇場等公共場所，平時車流量大，人員密集。
張利芳分析，如果要將天橋遺跡整體發掘出來，大概占用200平方米的場地。為了不妨礙地面交通，天橋的考古發掘工作只能分區域進行。“對考古來說最好、最高效的辦法，是整體揭露，但是天橋遺址不具備整體揭露的條件。”
滾動發掘拼出天橋樣貌
考古人員只能采取滾動發掘的方式，在每次交通導改出來的有限空間內開展發掘。交通導改共三次，天橋遺址的發掘也因此被分割成三部分，挖完第一部分后回填，再滾動發掘第二處和第三處作業面。
“每次只能在很小的一個區域內進行。每發掘一處，我們會留存翔實的三維影像，最后將三部分影像拼接起來，完整地呈現出天橋的樣貌。”張利芳說。
不過，由于城市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破壞了天橋橋體上部的券洞部分，天橋的樣貌已很難還原，考古人員主要發掘了天橋的下半部分。在此過程中，考古人員還發現了天橋橋面下的灰土基礎和排水溝，也就是老舍筆下的“龍須溝”。
通過發掘，考古人員確認了“龍須溝”的位置，明確了清代“龍須溝”的形制結構、工程做法等，發現了清代天橋的主體部分，勾勒出了溝、路、橋三者的關系。
青花瓷片印證天橋修建年代
關于天橋的始建年代，史料中尚未有明確記載。根據考古人員多方考證，天橋的名字最早見于《清會典事例》，證明天橋在雍正時期之前已有此稱謂。乾隆時期，天橋的字眼不時出現，例如乾隆十八年（公元1753年），《清高宗實錄》卷有“查正陽門以南、天橋以北、崇文門以西、宣武門以東一帶地方，市廛龐雜，在彼居住之官員兵丁應勒限令陸續入城居住”的描述。因此，考古人員更傾向于將天橋判定為清乾隆時期的建筑。
“我們在整理出土文物的過程中，發現天橋遺址內的青花瓷片基本上集中在清朝康熙、乾隆時期。”張利芳說，出土的青花瓷片年代與史料記載吻合，證明了發掘的橋梁部分和附屬設施的就是古代天橋遺跡。
專家手記
從考古發現解讀北京中軸線價值內涵
2021年以來，為了深入挖掘北京中軸線歷史文化內涵，在國家文物局指導下，北京市文物局組織下，
北京市考古研究院先后發掘了正陽橋遺址、中軸道路及附屬遺存、天橋遺址等。
道路、排水溝、橋梁等的發現，補充、完善了北京中軸線尤其是南段的遺產內容，
實證了北京中軸線的真實性、完整性、連續性，生動再現了北京中軸線南段歷史場景。
體現中軸線設計思想
偶數為陰，奇數為陽，是古人用數字符號來投射時空宇宙的一種哲學表達。陽數在中軸線上的運用，表現在建筑開間、祭壇層數、門道數量等。
考古發現也同樣揭示了這樣的數字秘密。2022年8月-9月考古發現的永定門內中軸居中石路，其寬度為4.8米，即清尺一丈五尺。先農壇東外壇門先農門和東內壇門東天門的中間門道均為國家行祭祀禮儀時的行進線路，其寬度也為4.8米，即一丈五尺。天橋下排水溝寬度為1.6米，為清尺五尺；天橋橋身寬度9.98米，合清尺三丈一尺。根據測量，正陽門至天橋距離為1.6公里；天橋至永定門距離也是1.6公里，均合清尺五百丈。檔案中也有記載，天橋至永定門石路長五百丈；正陽橋南至天橋北居中石路長四百十九丈二尺。若以正陽門城樓計算，則正陽門到天橋間的石路長度也是五百丈。上述尺度不是隨意為之，均是都城神圣空間設計時所運用的象數思想的折射。
此外，“五百丈”可能是都城規劃時使用的設計模數，如箭樓到午門之間的距離是五百丈，午門到景山北門之間的距離是五百丈，景山北門到鐘樓之間的距離也是五百丈。幾個五百丈所在界域結點均為都城神圣空間建筑，分割了不同的功能區，箭樓到午門相當于內城南門到宮城南門的空間，為前朝區；午門到景山北門相當于宮苑區；景山北門到鐘樓為后市區。
表達中軸線空間秩序和禮儀秩序
天橋在中軸線上居重要位置，是中軸線上的一處標志性建筑，是重要的空間符號和禮儀符號。天橋正好處在正陽門和永定門之間正中位置，這無疑凸顯了天橋的重要地位，也反映了在設計時對都城空間尺度和秩序的把控。天橋尤其是乾隆時期在其南側一左一右布置了兩方石碑后，其對中軸空間和禮儀秩序的塑造效果更加得到強化。
正陽橋同樣是中軸線上的標志性建筑。正陽門有國門之稱，位于其南側護城河上的正陽橋的重要地位自不待言。正陽橋同正陽門城樓、箭樓、五牌樓共同構成一個相互關聯的建筑群，共同表達著一種空間秩序和禮儀秩序。正陽橋是內城九座城門外橋梁中規制最高、規模最大的一座。2021年至2023年初，在正陽橋遺址的考古發掘中，出土了一具鎮水獸。其身軀碩大，身長達3米，體量遠超萬寧橋的4具鎮水獸，從這一點也足以證明正陽橋的規制高、規模大。
天橋、正陽橋是北京中軸線上獨居標識性的文化遺產，是空間秩序和禮儀秩序的表達。
實證古代科技創新
考古發現的北京中軸線居中御路，其路面鋪裝為石板，下面用三合土作為基礎。三合土是明清時期古人對建筑材料及工藝的探索和創新，清代北京地區官式建筑普遍使用。三合土是將黃土、沙、石灰嚴格按照一定的配比攪拌而成灰料，更講究的里面還會加入糯米漿，這樣配比出來的灰料堅固無比，比石材還要結實堅固。
此外，在對先農壇慶成宮區域祭祀道路進行考古發掘時，探明明代修建的先農壇內壇東天門基礎夯土結構為一層磚渣、一層素夯土，兩者交替逐層夯筑。這種建筑基礎結構也是對長期以來單純用素夯土做基礎的一種創新。
考古還發現了位于中軸道路西側的磚砌排水溝，底部用柏木丁對溝體進行加固，以防歪閃、沉降。清工部《工程做法》記載，遇有地基松軟或臨水建筑時，地基使用木樁加固，以柏木、杉木及紅松較好。木徑小且短的稱為地釘。這是古人在特殊地質條件下對建筑體地基進行加固的一種科學探索。
上述僅僅是圍繞考古發現對北京中軸線初步開展的一些價值及內涵探索。北京中軸線歷史悠久，文脈厚重，擁有豐富的人文底蘊和歷史價值，值得深入挖掘和闡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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