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個2024年，美國拜登政府一直在威脅要對墨西哥征收新的關稅，特別是對中國公司在墨西哥生產的電動汽車加征關稅。當選總統特朗普的“胃口”則更大，聲稱要對中國商品征收高達60%的關稅，并把從墨西哥和加拿大進口的商品關稅上調到25%。要知道，2023年，墨西哥、加拿大和中國是美國的主要貿易伙伴，占當年美國進口總額的43%左右。

在這些威脅后面，有什么樣的背景呢？

首先，美國對中國的戰略疑慮日益加深。2016年特朗普首次參加總統競選期間，提出“讓美國再次偉大”的口號。始于2022年的“安全外包” (security-shoring) 政策是美國對抗中國戰略的延續。中美這兩個全球最大經濟體之間的競爭是當前對立局面的核心，在科技創新和全球技術鏈方面尤為明顯。

其次，美國是二戰結束后布雷頓森林體系的設計者，對商品、服務和資本的自由化尤為關注。1995年成立的世界貿易組織（及其前身關貿總協定）等機構對全球關稅的下降發揮了作用。美國對進口商品的關稅平均水平從1990年的3.3%持續下降到2008年的1.23%，但此后又有所上升，2017年達到1.41%，2023年達到2.35%。

第三，美國的關稅因國而異。2023年，對中國征收10.4%的關稅，對加拿大和墨西哥分別征收0.09%和0.26%。也就是說，特朗普要把對中國的關稅提高6倍，對加拿大提高約280倍，對墨西哥提高約95倍。

第四，隨著中國在全球經濟中的影響力不斷增強，自2009年以來，中國已成為拉美第二大進口來源國，僅次于美國。對于阿根廷、巴西、智利和秘魯等拉美國家來說，中國已經是主要的進口來源國。

第五，近年來，包括墨西哥在內的一些國家同中美兩國的貿易往來形成了一種“新三角關系”——不是中美“二選一”，而是“既有又有”。經合組織及其投入產出表顯示，在墨西哥對美出口總額中，由中國產生的附加值占比從2001年的不到1%大幅上升至2020年的7.5%。

盡管如此，對墨西哥出口貢獻最大的還是美國公司。進入21世紀以來，在墨西哥成立的美國企業一直在從中國進口零部件，然后進行組裝。隨著中國的技術升級，它們也在降低成本和及時交貨方面嘗到了甜頭。這些美國企業是墨西哥對美出口中，中國高附加值零部件大幅增長的主要來源。如果特朗普口中的關稅真的在2025年得以實施，它們也將是墨西哥受影響最大的公司。

一個相關的例子是：2023年，墨西哥新增燃油汽車銷量的20%產自中國，而五年前這一比例還不到1%。但目前，從中國進口的汽車大多仍是西方品牌，如通用、福特、克萊斯勒等。

這些事實說明，美國政府并沒有充分理解美國、中國和拉美地區之間深刻的新貿易流動和一體化現狀，特別是在墨西哥。這些聯系是花費了幾十年時間才建立起來的，包含了成千上萬家企業和生產線，并且很難替代——至少需要好多年，而且不論對企業還是消費者來說，成本都不低。

不僅如此，從全球的角度來看，影響更為嚴重，或將不可逆轉地動搖當前全球貿易流動的基礎，也就是關貿總協定和世貿組織的最惠國條款，該條款要求各國向所有伙伴提供相同的貿易條件。美國單方面征收關稅，以及由此可能引發的中加墨三國的反制措施，將可能像第一次世界大戰前那樣導致新的歧視性單邊主義抬頭，提高消費者價格，削弱國際機構的威信，就連2020年特朗普第一次執政期間親自簽署的《美墨加協定》也將備受質疑。該協定中特別包含了上面討論的情況，也就是域外國家在區域增加值中占有一定比重的情況，但與特朗普現在提出的關稅相比，協定中規定的關稅水平要低得多。2026年，《美墨加協定》將進行復審，屆時的談判空間可能很小。

鑒于加拿大、中國、墨西哥和美國之間現有的產業關系，以及全球的相互聯系，特朗普新政府應重新考慮其政治主張。而中加墨三國則應在21世紀以來富有成效的經濟一體化基礎上，繼續強調它的重要性。

本文原文發表在中國日報國際版，原標題為 "Fly in the face of real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