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自明朝的“種草”：

江南與貴州的六百年情緣

甫一抵達安順，久仰“貴州小吃看安順”大名的我，便向出租車司機打聽城內的美食去處。從沖沖糕、甜酒粑、油炸粑稀飯、牛打滾等種種小吃，再到火鍋、炒菜、烤魚等各式正餐，幾乎每個安順人都有屬于自己的獨門推薦。司機滔滔不絕地介紹完安順光輝的美食傳統，最終還是推薦我去往最熱鬧的顧府街和儒林路——對于外地游客來說，這兩條首尾相連的道路，幾乎可以將各色美食一網打盡。

品嘗完司機力薦的林記甜品，又鉆進一座難求的程湯圓，各式糯米制成的美食頗有一種讓人重返江南的熟悉感。在沉沉覆壓而來的暮色中，街巷中的燈火照亮了藍色路牌，剛剛從司機口中蹦出的地名，才又引起了我們的好奇。

在普通旅行者對貴州的認知中，苗家的銀飾與吊腳樓、侗寨的鼓樓和大歌等民族元素往往出鏡率最高，那些來到安順的游客也多直奔黃果樹而去，他們體驗到的將是布依族的蠟染與石板房。而安順老城卻打破了游人關于這個省份的刻板印象——在豐富多彩的少數民族文化之外，也有儒林路、顧府街這般洋溢著濃郁漢風的地名，甚至就連“安順”，也寄寓著漢文化區最常見的美好寓意。從喜食甜品的相近口味，到顧府街背后的地名往事，安順的街巷間，確實隱藏著與江南千絲萬縷的關聯。

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朱元璋發動“調北征南”之役，三十萬大軍行進西南，平定仍盤踞云南的梁王勢力。這是貴州歷史上規模最大、影響最深遠的移民開發浪潮，這一時期設置的諸多衛所屯堡，奠立了明清兩代貴州城鎮發展的基礎，而來自江浙湖湘的移民構成了“新貴州人”的主體：清平衛“皆江南遷謫”，平壩衛“衛人皆吳、楚謫戍”……在明代記錄世襲軍人的文獻《武職選薄》中，更能一窺各大衛所的“江南基因”，安南衛、平越衛、威清衛的職官籍貫中，都頻頻可見浙江地名。

安順城內的顧府街正因明初大將顧成在此開府建衙而得名。幾天之后，顧氏后裔帶領我們在凱里香爐山上找到祭祀顧成的祠堂，顧氏家族的厚厚族譜在我眼前徐徐展開，在前序的章節中，他們從顧成的家鄉揚州出發，將顧氏最早可考的族源上溯至浙江。這位平定土司、促成貴州建省的關鍵人物，書寫了貴州與江浙等地的悠久情緣。

回到安順，眾多中國式的石頭城堡曾是明王朝經略西南的生命線，如今則成為移民落地生根的鄉愁記憶。在屯堡依舊鮮活的飲食、服飾、語言、石木雕刻中，大明的江南遺風仍未止息。很大程度上，正是這些屯堡，促成了中國第十三個行省的誕生，創造了省份意義上的“貴州”。

百余年后，另一位浙江人也來到貴州。明正德三年（1508），王陽明因觸忤宦官劉瑾被貶貴州龍場。這場貶謫成為貴州乃至中國文化史上的重要事件——自南宋以來的程朱理學在此遭遇最重要的一次“反叛”。出生于浙江余姚的王陽明，當然深受浙東學派經世致用理念的浸淫，而在“萬山叢棘中”的貴州，他在困頓生活、語言隔絕之中，同樣受到當地民族達觀、樂天、包容精神的啟迪與感染——“龍場悟道”成為中國哲學史上的里程碑，王陽明也被后世貴州學人推為“黔學之祖”。

在修文，我們趕上貴州春日里難得晴朗明媚的一天。從玩易窩行至陽明洞，這些黔地常見的小巧溶洞，如今以王陽明本人或有關典故而命名，其周邊更早已被各個時期的紀念性建筑所包圍。在陽明文化園的廣場上，一尊巨大的王陽明立像面南而立，標記著這座小城最引以為傲的文化遺產。

王陽明于龍場提出了“致良知”“知行合一”等重要的哲學命題，陽明心學使貴州站到華夏舞臺的聚光燈下。也正是貴州人的熱情與淳樸，使他重新思考儒家理論中“唯上智與下愚不移”的成見，在貴州提出“天下無不可化之人”的創見。王陽明對貴州的記述也成為最有影響力的“種草”推介，既有“檐前蕉葉綠成林，長夏全無暑氣侵”的避暑推薦，也有“田翁開野教新犢，溪女分流浴種蠶”的民俗導覽。

從政治、文化到經濟的諸多領域，黔浙兩地之間的密切交往源遠流長：嘉靖年間，來自浙江奉化的王杏上奏請求在貴陽營建貢院，成為貴州單獨開科取士之始；乾隆年間，徐階平從浙江引進家蠶養殖技術到貴州正安，自此“遵義之民富于絲”；在榕江，浙商引浙鹽入黔地，曾在此建有浙江會館；在鎮遠青溪，光緒年間建成的近代中國第一家鐵廠中，技工多來自江浙一帶；清末黎恂為官浙江桐鄉，正是在其任上“頗廣見聞”，回鄉后廣置書籍，成為“沙灘三杰”的先聲……

王杏曾在筆記中記錄陽明遺澤黔地，“每行郊，聞歌聲藹藹如越音”——在創造貴州、認識貴州的歷史中，我們也常能覓見這“藹藹越音”。

國寶西遷：

貴州曾是浙江文化的“避風港”

我在安順古城的藝術糧倉偶遇了一場特殊的展覽。這場《國寶南遷的記憶》展，講述了安順城郊的一處溶洞，曾在八十多年前保存著華夏文明最重要的文化瑰寶。

九一八事變后，故宮博物院陸續將珍貴文物南遷至上海、南京等地的庫房中。至1937年，七七事變、八一三事變相繼爆發，華東局勢危急，故宮文物不得不再度邁上西遷之路。其中的第一批西遷文物共80箱，多為1935年遠赴倫敦展出后歸來的珍品，幾經輾轉于1938年1月遷至貴陽毛公館，一年后再遷至安順南郊的華嚴洞內。貴州，成為故宮南路文物停留時間最長的一地。

我曾在貴陽林立的高樓中尋覓那座不太起眼的民國洋房，也曾在安順的郊外打聽華嚴洞的下落。在這場臨時展覽中重新閱讀當年收藏在貴州的珍貴文物名錄，還能發現諸多帶有浙江背景的名家名作，其中不乏馬遠、夏圭、吳鎮、趙孟頫、徐渭、王陽明的大名……或許是一種巧合，時任故宮博物院院長的馬衡，也正是浙江鄞縣人。

幾年前，在安順華嚴洞內，我仰望良久，才終于在不起眼的洞壁上找到那方日益漫漶的墨跡，“卅二年鄞邑馬衡偕伍蠡甫自陪都來整理故宮書畫與其事者莊尚嚴鄭世文也”——這是1943年馬衡視察華嚴洞時留下的題記。“鄞邑”的地名從東海之畔飄搖至西南黔地，成為抗戰時局中華夏各地勠力同心、共御外侮的歷史見證。

與日漸為人所知的故宮文物西遷相比，另一段歷史或許更罕為人知。2015年，人們通過一張老照片才終于確認，抗戰期間的文瀾閣本《四庫全書》就收藏在貴陽北郊的地母洞內，重新提醒人們記起這段失落的歷史。當年，這批古籍歷經9個月、輾轉兩千多公里才抵達貴陽，在秘藏貴陽的近7年時間中，黔浙兩地學人克服種種不便，在潮濕多雨的貴州溶洞內完整保全了這套國寶古籍，堪稱“文化抗戰”中激動人心的奇跡。

與《四庫全書》一同來到貴州的，還有浙江人民至為珍視的另一“國寶”。同在1937年，浙大校長竺可楨率領全體師生踏上“流亡之路”抵達貴州，在貴州地方官員的竭力邀請與挽留下，最終決定在遵義、湄潭兩地辦學。

在貴州辦學的七年中，西遷的浙大師生與當地人民結下深厚情誼。在時任縣長嚴溥泉的推動下，湄潭人民將縣城里最好的建筑——文廟、民教館、救濟院，都用作了浙大校舍。數學家蘇步青回憶這段歷史時，寫下“平生最是難忘處，揚子湄潭浙水邊”；生物學家貝時璋亦由衷感懷，“我的黃金時代在湄潭……沒有遵義、湄潭人民的養育之恩，也就沒有今天浙大的發展壯大。”

浙大的西遷，成為貴州文教史上的重要事件。遷入湄潭的浙大，給這座沒有通電的縣城帶去了光學、電學、近代物理實驗室，每年的“工程師節”，所有實驗室都對當地居民開放參觀。湄潭人開始在街頭品嘗到千里之外的江南風味，原本閉塞的縣城流行起旗袍、制服和中山裝，甚至一度引領了貴州的服飾潮流。

浙大亦為本地蠶桑、茶葉的改良進步做出貢獻。從此，“龍井”不再只是西湖的專屬，也成為湄潭的特產。一千多年前，陸羽在浙江湖州寫就《茶經》，寫下“茶生思州、播州、費州、夷州……往往得之，其味極佳。”茶圣或許未曾想象，一千多年后，龍井會從浙江出發抵達“夷州”，成長為壯觀的萬畝茶海。

在這段山河破碎、風雨飄零的抗戰歲月里，頑強不屈的浙大得到貴州人民毫無保留的支持，不僅沒有停滯或倒退，反而得到快速發展，院系規模大大擴展。1944年，英國科技史學者李約瑟兩度造訪遷址貴州的浙江大學，盛贊為“東方劍橋”。

黔浙兩地的深厚淵源，也在現代開花結果。自2001年起，浙江大學便與貴州大學結成對口支援與合作關系，浙大在湄潭設立支教點，學子們源源不斷地重返湄潭，再續與貴州的深厚情誼。地母洞外建起了江南風格的文瀾書院，2021年，文瀾閣本《四庫全書》以全套影印本的形式回到貴陽。浙江的文化機構與學術資源曾得貴州山水之保全庇佑，也成為黔浙關系中情感與信任的歷史基礎。

1942年，錢穆受邀至遵義浙江?學講學，聽講學生中不僅有浙大學子，亦有地方青年乃至過路的農人，他不由感嘆“天地仍此天地，古今?不相及，乃??造，?天地強作此限制也”。這一場景似乎和王陽明的龍場發生跨越時空的共振，這種進取擔當、勇于突破的精神，或許正是黔浙兩地冥冥相契之處。

從華嚴洞到地母洞，從安順的起伏峰林到湄潭的青綠山水，崎嶇坎坷的貴州山地，本是這個省份難以發展的劣勢與困境，但在抗戰烽火中，卻阻隔外敵入侵，成為華夏文明賴以為繼的重要堡壘。自明清至近代，歷時數百年的建設與開發后，貴州不再是文化心理上的遙遠“邊地”，而承擔起在國家、民族發展中的重大使命。

從“包郵區”到“包游區”：

山海協作的雙向奔赴

如今，貴州的山水正煥發出新的價值和光彩。憑借獨特的山地資源、民族文化與生態優勢，貴州正快速崛起為國內文旅發展的新高地。

近年來火爆出圈的村超、村BA等系列活動，融合了貴州熱情、團結的民族文化傳統。這些集中呈現農村、體育、文旅等諸多熱門元素的文旅IP，并非貴州的“無中生有”，而是社會發展中的漫長積累與集中迸發。幾乎每一個到訪過黔東南苗侗村寨的旅行者們都會這里濃厚的集體氛圍所感染——在小黃，幾乎每個人從牙牙學語時就要加入歌隊，這一身份幾乎伴隨終身；斗牛的盛會于每年農閑時上演，一場游戲的勝敗，牽扯著“全村的希望”，也是全民狂歡的理由；在增沖，三百多戶人家在一年中輪流為數百年歷史的鼓樓“值日”，共同守護全村人的精神地標。

來自杭州的西湖民宿學院是全國最早成立的文旅和民宿行業綜合研究培訓機構，長期關注著村超的文創和運營項目，便認為“村超有別于其他文旅IP，它不是無中生有的，不是生搬硬套的，更不是空心輸血的。它體現了獨特的、不可復制的在地魅力。”

正如村BA、村超激活了貴州固有的文化基因，貴州眾多新穎的文旅業態，也在利用當地獨特的人文與自然稟賦，散發出獨有的在地魅力。

在紫云格凸河，于陡峭懸崖上采集燕子糞便或草藥的苗族“蜘蛛人”，成為發展現代攀巖運動的“領路人”。在荔波甲良的濃密叢林中，懸崖咖啡館吸引了一眾年輕人穿戴著專業探險設備，在原始森林中徒步一個半小時也要前來打卡。在綏陽雙河洞，不同年齡段的旅行者都可以找到各自適合的飛拉達項目，探索這處無與倫比的“亞洲第一長洞”。在距離貴陽機場不遠處的“紅飄帶”，長征被搬上行進式的舞臺，觀眾隨著演員一路跋涉探索，在行進中重溫長征精神。

如今，貴州與長三角等地日益密切的山海協作，也在更新著人們心目中的貴州印象，見證著一場又一場雙向奔赴。

在開陽，來自浙江的投資者打造出猴耳天坑，這個中型的豎井式天坑已被改造為極限運動公園，大秋千、索道攀巖、洞穴探險、垂直酷跳等項目，成為喀斯特地貌送給年輕人的腎上腺素與多巴胺禮物。上海堯舜集團投資建設的堯珈系列度假酒店及民宿項目，轉換著人們欣賞懸崖、飛瀑的心態與視野，重新挖掘著貴州的“桃源”特質。來自王陽明故里的大豐實業，與貴州合作建設規模龐大的東方科幻谷，利用浙江在文旅裝備制造、內容創意設計、技術集成應用等領域的優勢，將貴州豐富的山地景觀、民族文化和生態資源優勢與科技深度融合……

隨著高鐵、航空網絡的日益完善和數字技術的深度應用，從江浙滬“包郵區”到貴州“包游區”的距離不再遙遠。貴州的涼爽氣候、綠色生態與浙江的創新理念、管理經驗相結合，將催生出更多引領行業的文旅新模式。

無論在貴州還是浙江的故事中，“富饒”從來不是天然的贈與，山海也從不成為封閉的自限。對浙江旅行者而言，探訪貴州，不僅是探索那些與自身鄉土背景休戚相關的熟悉符號，在遙遠的旅途中重溫迷人的相似性，同樣也在旅行中感受不同景觀帶來的沖擊與溫情，感受故鄉與異鄉的彼此照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