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0日，以“匯聚網絡正能量 引領時代新風尚”為主題的2025年中國網絡文明大會在安徽合肥開幕。中國人民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紀檢監察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吳玉章特聘教授沈江平在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分論壇演講時指出，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在不同民族交往中的形成，是多個行動主體以族群方式展開的群與群的互動結果，其互動行為背后是一套價值或意義系統在發生作用，而行動主體則是以知識共享、文化符號或集體記憶展開交流活動。

沈江平表示，從文化維度審視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其核心在于構建各民族共享的文化符號系統和集體記憶體系。這些文化要素構成中華民族最深層次的精神紐帶。文化認同作為共同體意識的基礎層面，不是通過政治強制或制度約束形成的，而是在長期歷史實踐中自然積淀的精神共識。中華文明五千年的發展歷程中，形成了包括漢字、傳統節日、歷史典故、文學經典、道德倫理等在內的龐大文化符號體系。這些符號超越了特定民族的局限，成為全體中華民族成員共同的精神遺產。正是這些共同的文化參照系，使得來自不同民族背景的個體能夠在精神層面產生共鳴，形成“我們”的共同體意識。這種文化認同的獨特之處在于，它既尊重各民族文化特性的承襲與發展，又進一步構建了超越民族差異的文化共識，實現了多元與一體的辯證統一。

沈江平強調，集體記憶不同于客觀歷史，它是經過主體選擇和詮釋的、被群體共同認可的歷史敘述，具有塑造認同的強大功能。中華民族的集體記憶既包括對輝煌文明成就的自豪，也包括對近代屈辱歷史的警醒，更包含對共同奮斗歷程的珍視。這些記憶代代相傳，形成各民族成員共享的歷史認知框架。尤其要注意的是，中華民族的集體記憶具有鮮明的包容性和動態建構的特征。包容性是指它不是單一民族的歷史敘事，而是融合各民族歷史貢獻的整體畫卷。比如，對絲綢之路的記憶，就包含著中原漢族與西域各民族的交流融合；對茶馬古道的記憶，則見證著農耕文明與游牧文明的交往互鑒；我國多民族“同源共組”群體記憶的普遍存在，更是“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歷史見證。這種包容性特質使得每個民族都能在中華民族大家庭中找到自己的歷史方位，增強對共同體的歸屬感。動態建構則是指隨著時代發展，文化符號、集體記憶不斷融人新素材、新內容。新中國成立后的建設成就、改革開放的發展奇跡、抗震救災的團結精神等當代記憶，不斷豐富著中華民族的集體記憶寶庫，與傳統記憶相互交織，共同強化著“我們是一家人”的共同體意識。正是這種持續更新的集體記憶，使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既扎根歷史，又面向未來，保持著旺盛的生命力。

沈江平指出，在數字化、信息化時代，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文化維度面臨著新的機遇與挑戰，需要創新發展路徑以增強其凝聚功能。當代社會的文化環境日益復雜多元，各種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鋒更加頻繁，這對共同體意識的文化基礎提出更高要求。

一方面深入發掘優秀傳統文化資源的現代價值，通過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使古老的文化符號、集體記憶煥發新的生命力。比如，將傳統節日的慶祝活動與當代生活方式相結合開發更具參與性和體驗性的文化產品，可以運用數字技術對文化遺產進行現代化呈現，將文化符號、集體記憶轉化為可感可見的實體，為受眾提供具象化的認知，增強其對年輕一代的吸引力。

另一方面，積極構建新時代的文化符號和集體記憶，充分運用大數據進行搜集、處理、存儲、記錄和傳播各民族共同奮斗共同繁榮的當代故事，發揮其強化共同體意識的思想偉力。同時，我們要積極適應全媒體時代的傳播規律，運用短視頻、微動畫、社交媒體等新興平臺以更生動、更明白、更接地氣的方式傳遞中華民族共同體理念。

沈江平最后表示，數字化時代，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可以依托人工智能、科學技術在基于共享文化符號以及集體共同記憶的前提下，由多主體參與民族互動實踐來形成。一方面，數字技術的“可視化”可將文化符號、集體記憶轉化為可感可見的實體，為受眾提供具象化認知；其具有的“同時性”“同在性”塑造了中華兒女團結的“在一起意識”；另一方面，數字技術將文化符號、集體記憶植入中華民族的“過去—現在—未來”與“民族—中華民族—世界”的時空結構中進行圖文聲像呈現，為受眾提供真實、立體、全面的中華民族發展圖景。文化符號的實踐目標逐漸由凝聚民族內部群體，發展至融合區域文化、深化民族間的共同體意識。不同集體記憶主體對敘事內容、形式與情節的能動性改造，使文化符號在中國這片熱土上獲得了跨民族之影響，進而不斷塑造著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