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良法善治”理解法治中國建設

原標題：從“良法善治”理解法治中國建設

【析理論道】

概念、范疇、命題等是構成知識體系的核心要素。標識性概念是一個國家和民族自主知識體系創新水平的體現。“良法善治”是基于中國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理念和實踐經驗抽象概括出的原創性概念，高度體現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的目標，具有倫理學、法學和政治學多學科交叉的內涵和特征。

“良法善治”概念的提出

“良法善治”是我們黨在現代化建設實踐中，堅持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在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歷史進程中，在深刻把握社會主義法治建設鮮明理論特質和實踐范式基礎上，漸進形成的一個富有中國特色的術語。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的十六字方針；黨的十五大報告提出“健全社會主義法制，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黨的十七大報告明確立法理念，提出“科學立法、民主立法”。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黨將“全面依法治國”納入“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凸顯了法治在國家治理體系中的重要地位。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良法是善治之前提”的重要論斷，表明社會主義法治不僅內含法律良善的性質要求，而且內蘊善治作為法治目的的規定性。

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對“良法善治”作出闡述，他提出：“要把道德要求貫徹到法治建設中。以法治承載道德理念，道德才有可靠制度支撐。法律法規要樹立鮮明道德導向，弘揚美德義行，立法、執法、司法都要體現社會主義道德要求，都要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貫穿其中，使社會主義法治成為良法善治。”可以說，“良法善治”是在我國社會主義法治道路的探索與推進過程中，基于我們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依法治國的基本方略以及深刻總結我國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經驗教訓基礎上，提出的帶有中國法治建設理論與實踐特色烙印的原創性概念。在此意義上，“良法善治”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的核心概念之一，是凸顯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知識體系自主性的標識性概念。

“良法善治”的自主性及其價值意蘊

從學術發展史看，“良法”是亞里士多德最早創立的概念。他在《政治學》中指出：“法治應當包含兩重意義：已成立的法律獲得普遍的服從，而大家所服從的法律本身又應該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人民可以服從良法也可以服從惡法。就服從良法而言，還得分別為兩類：或樂于服從最好而又可能訂立的法律，或寧愿服從絕對良好的法律。”“良法”概念提出后，關于良法與惡法問題，成為西方法理學界關注的重要議題。

“中國式現代化，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既有各國現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國情的中國特色。”在概念初創的意義上，“良法”對于我國知識體系而言是一個移植性概念；同時，我們在推進中國式法治現代化進程中，堅持“兩個結合”，立足我國法治社會建設實際，脈承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道德文化精髓。在普遍意義上，“良法”概念包括三方面基本含義，即法律要反映和代表社會公共利益、法律要合乎基本道德要求、法律制定要遵守一定程序。中國式法治現代化建設中“良法”概念以及“良法善治”命題，突破西方傳統認知框架，其自主性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具化“良法”的公共性道德要求。我們黨把以人為本、立法為民上升為立法理念，既體現人民群眾的廣泛性，又體現社會成員權利的平等性，突破了西方私有制社會階級、階層的等級壁壘，使法律反映社會公共利益得以真正落到實處。在黨的領導下，堅持人民主體地位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的核心原則，通過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使人民能夠以各種形式參與立法活動并表達利益訴求，確保制定出的法律法規不僅反映和代表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和共同利益，而且合乎社會發展規律。

凸顯“良法”鮮明的價值導向性。20世紀中葉，西方法學界圍繞法律是否具有道德性，以富勒為首的新自然法學派和以哈特為代表的新實證法學派展開了針鋒相對的論戰，形成了“惡法非法”與“惡法亦法”兩個截然不同的論斷。中國的“良法”概念，不僅強調法律法規不能與良善道德要求相背離，還把誠實信用、公序良俗等上升為法律原則，提出“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要求體現到憲法法律、法規規章和公共政策之中”，使法律法規具有價值靈魂，從源頭上減少或避免實在法與道德價值準則相悖所產生的相互抵牾問題。

強調“良法”的“善治”目的。一方面，良法是善治之前提。我國不僅強調“科學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而且重視及時修法釋法廢法，確保法律在合理限度內動態運轉，規避過時的法律對社會的消極影響。另一方面，善治是法治的目的。制定良法不是法治的最終目的，法治的最終目的是在良法框架下實現國家和社會良好的治理效能。“善治”意味著反映人民利益和意志的良法，通過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和全民守法得到有效貫徹落實，公權力受到合理制約、公民權利得到有效保護、公平正義的良好社會環境形成，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程度顯著提高，實現“以良法促進發展、保障善治”的目的。可見，“良法善治”體現了法治的工具價值與價值理性的統一，克服了西方社會的“法治”完全受工具價值主宰而遮蔽價值理性的偏頗。

“良法善治”建設的中國經驗與啟示

現代化不是哪一個國家和地區的社會變革運動，而是打破民族、國家界限的世界性運動。無論是內源性現代化國家還是外源性現代化國家，法治建設都是影響其現代化進程的關鍵性因素——現代化發展中形成的新的利益關系和矛盾，需要及時制定相關法律給予合理規范。一旦法治建設跟不上市場經濟發展進程甚或與經濟社會發展相脫節，現代化建設就會因社會利益矛盾復雜尖銳而難以順利推進。毋庸置疑，任何國家的現代化，在加強經濟、政治、文化等建設的同時，必須高度重視法治建設。我國“良法善治”建設的成就與經驗，可以為發展中國家法治道路的選擇提供中國方案和中國經驗。

其一，制定合乎人心的良法。法治中國建設堅持以人為本，不僅注重法定程序的正當性和法律結構的邏輯性，而且要求制定出有人性溫度的良法。具言之，法律既要尊重客觀規律，又要體現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和共同利益；法律調節的范圍以及懲罰力度既要合乎人情事理，不能與人性合理之情和事物內蘊之理相悖，也不能與民族的良好社會心理傾向和公序良俗相沖突；法律條文的規定既要避免過分嚴苛缺乏人情味，也要避免過于軟弱缺乏威懾力。

其二，強調法律的正位，即法律既不能缺位，也不能越位。一方面，法律不能缺位。應根據時代發展和社會利益關系變化及時進行立法、修法乃至廢法，否則就會出現因法律不健全而對那些損害他人和社會利益的行為無法追究法律責任的現象。另一方面，法律不能越位。法律與道德作為兩種重要的行為規范，是有明確分工要求的，即法律只規范那些涉及重要的普遍的社會利益關系和行為，其他利益關系是道德調節的范圍。也就是說，法律不應僭越邊界而擠壓人們自主向善的道德空間。道德是人的主體性的集中表現，道德自覺和自律是人們道德覺悟和道德素養的彰顯，是社會善治效能和社會文明進步趨勢的體現。

其三，使法治和德治在國家治理中相互補充、相互促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的一個鮮明特點，就是堅持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推進法治建設，既要注重完善法律體系，突出法律的權威性，又需重視道德教化，突出道德的自律性，堅持法治和德治兩手抓、兩手都要硬。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法治和德治不可分離、不可偏廢，國家治理需要法律和道德協同發力。”法律作為規范人們行為的基本準繩，不僅要求明確具體、約束普遍適用，而且其處罰具有強制力，能夠發揮法安天下、穩定社會的作用；道德具有調節范圍廣泛、良心信念內在約束強、運行成本低等顯著特征，可以發揮德潤人心、價值引領的向善力。法治與德治的相得益彰，不單是強調道德對法理念、法律規范的價值統攝性，更在于實現道德與法律功能上的互補，實現硬規與軟規同向共振、互促共濟的良好治理效能。

（作者：王淑芹，系北京市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首都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