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日報11月18日電 11月17日，在巴西貝倫《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三十次締約方大會（COP30）會場，中國社會科學院生態文明研究所、中國社會科學院可持續發展研究中心，以及環境與可持續發展研究院共同舉辦了"全球綠色行動引領零碳轉型"主題邊會。會議邀請了來自全球氣候科學、經濟學領域的七位資深專家，針對全球1.5℃/2℃溫升控制目標與各國國家自主貢獻目標之間存在的巨大差距進行了分析與跨學科對話，提出通過綠色行動引領全球零碳轉型的洞見。
波茨坦氣候變化影響研究所所長Johan Rockstr?m教授，清華大學興華卓越講席教授、瑞典皇家科學院陳德亮院士，亞洲開發銀行首席經濟學家Albert Park教授，巴西科學技術部高級科學家José Domingos Miguez教授，南非開普敦大學Harald Winkler教授，印度M. S. Swaminathan研究基金會高級研究員Thiagarajan Jayaraman，以及中國社會科學院生態文明研究所所長張永生研究員等專家在邊會上先后發表主旨演講，圍繞核心議題展開跨學科深度對話。會議分兩階段進行，專家主旨演講環節由張永生所長主持，交流討論環節由生態文明研究所氣候變化經濟學研究室負責人張瑩主持。
與會專家分享了最新的氣候危機科學研究結果。尤其是，人類正瀕臨失去地球上兩個最重要的生物群落，即亞馬遜盆地和熱帶珊瑚礁系統。他們分別代表地球上最富饒的陸地生態系統和海洋生態系統。目前，氣候變化已經偏離軌道，正走向一個更加不確定的未來。
專家們指出，當前應對氣候危機的最大障礙，并非綠色技術缺乏或減排成本高企，而是工業文明時代的傳統發展認知、發展模式、地緣政治和利益格局等因素制約著發展范式的躍遷與綠色轉型。與會專家呼吁，國際社會需打破思維定式，讓雄心勃勃的氣候行動成為推動全球綠色繁榮的引擎，而非將其當作經濟負擔。中國提出的生態文明理念為解決全球氣候危機提供了新范式。
傳統思維方式和發展范式是巨大排放差距根源
當前，全球氣候行動面臨的突出矛盾，是科學要求的全球碳中和目標與各國在國家自主貢獻中承諾的減排水平之間存在巨大"排放差距"。這一差距深刻反映了氣候科學與傳統氣候變化經濟學之間的鴻溝。
氣候科學家警告，全球溫升需要控制在遠低于2攝氏度以內以避免災難性后果，而傳統經濟學模型卻常得出3攝氏度溫升是經濟"最優解"的結論，將更具雄心的減排行動視為經濟發展的負擔。與會專家強調，這種傳統的經濟分析框架存在局限，它將減排收益狹義地定義為因減排而避免的氣候損害，并假設邊際減排成本遞增，忽略了強勁減排行動能催生大量新興綠色產業，推動實現更具競爭力的產業結構。
Albert Park教授介紹了亞洲開發銀行研究團隊關于氣候變化對亞太地區造成的經濟損失的研究結果。在高排放情景下，到本世紀末將出現顯著的經濟損失，包括GDP損失超過40%。氣候變化給亞太地區帶來的損失遠遠超過預期。這意味著，以往的研究中關于氣候變化帶來的損失及應對氣候變化的好處，均被大大低估。
全球減排最大的障礙不在于技術和成本
經過深入分析，與會專家指出，目前全球實現深度減排的技術條件已經具備。數據顯示，太陽能、風能等可再生能源的發電成本已顯著低于化石燃料。根據國際可再生能源署的報告，2024年，可再生能源利用為全球節省了近5000億美元化石燃料支出。但矛盾在于，全球可再生能源的年新增裝機容量遠未達到凈零碳路徑要求，現有新能源產能也未能充分激活。
專家認為，這一現象背后的 "行動赤字"根源，并非減排技術不可行或成本過高，而在于多重人為障礙，包括但不限于：一，關于減排與發展對立的傳統認知慣性和發展模式慣性束縛了行動力度，導致部分國家不敢采取大力度減排；二，貿易保護主義和地緣政治興起，阻礙了高性價比綠色技術在全球范圍內的有效部署；三，基于 "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 原則的公正轉型機制的缺乏，減弱了各國減排行動的力度等等。
與會專家特別指出，氣候變化并非一個純粹的自然科學議題，而是人類世帶來的問題，是人類活動造成的。因此，氣候變化既是自然科學課題，更是社會科學課題。當今的氣候系統，其現狀從根本上是由人類經濟活動所塑造的。這種經濟活動的驅動方式及其在現實世界中的表現形式，才是問題的核心。
專家還特別針對 "全球新能源產能過剩"的論調做出澄清，強調從應對氣候變化的實際需求來看，全球綠色新能源絕非過剩，反而是供給遠不能滿足需求。上述人為障礙抑制了新能源潛在需求的有效釋放，造成了新能源供求失衡的表象，甚至催生了 "產能過剩" 的誤判。
生態文明為解決全球氣候危機提供了新范式
經過深入探討，與會專家認為破解氣候危機亟需發展范式和研究范式的根本性變革，而生態文明為此提供了新范式。在傳統發展范式下，經濟增長與減排被視為相互對立，減排被認為是在成本與收益之間的權衡，更嚴格的減排是經濟增長的負擔。這種認知偏差導致氣候科學與經濟學的結論相差甚遠。
包括Rockstrom在內的與會專家指出，地球系統正處于一個危急的關頭，人類的經濟發展范式亟需轉向生態文明發展范式，以使人類發展與地球生命支持系統的穩定性、韌性相協調。生態文明發展范式強調"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要求將人類經濟活動置于地球氣候安全的邊界之內。在生態文明范式下，嚴格的減排不再是經濟發展的限制和負擔，更是推動經濟結構向高競爭力綠色形態躍升的動力。例如，正是嚴格的減排措施加快了化石能源向新能源、燃油車向電動車的轉型。生態文明為氣候科學和經濟學的跨學科融合提供了新范式，也為解決全球氣候危機開辟了廣闊前景。
與會專家討論了這一范式轉變的核心內容，主張將地球安全邊界的概念作為約束條件，整合到經濟學中，確保經濟在嚴格的地球安全邊界內運行。其中，碳排放約束是最重要的地球安全邊界之一，經濟活動必須在碳預算約束下進行，各國必須公平分配全球碳預算。
全球南方蘊含蛙跳式綠色發展的巨大潛力
與會專家為全球南方國家描繪了充滿希望的蛙跳式綠色發展愿景。由于新能源、新能源汽車、人工智能等技術的飛速發展，全球南方既不能、也不再需要走傳統高污染高排放發展模式，完全有可能利用后發優勢實現蛙跳式發展，在更高起點上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這就要求國際社會共同努力，消除知識、貿易和融資等方面的障礙。
在全球碳中和的歷史條件下，公正轉型和碳公平是綠色轉型成功的關鍵。之前談論碳公平時，更多的是在討論公平本身，現在則具有不同的含義。公平不僅僅是一個結果，更是實現綠色增長的前提條件。與會專家指出，研究不同國家歷史排放對大氣溫升的影響，對碳公平有新的含義。同時，技術和經濟的進步并不能自動帶來公平。如處理不當，它們可能會伴隨著顯著的社會成本增加。要超越技術性解決方案，必須將公正和公平的原則納入適應和減排規劃中。
本次邊會傳遞出清晰且堅定的信號：氣候危機的困境需要新的發展范式和研究范式，而生態文明為解決全球氣候危機提供了新范式，也為氣候科學和經濟學跨學科合作應對氣候危機開辟了廣闊前景。實現凈零排放并非單純的成本負擔，同時也是創造并共享綠色機遇的過程。要彌合排放差距，必先彌合"認知差距"。一旦跳出傳統的認知陷阱，很多過去被奉為圭臬的結論及其政策含義就會隨之改變，解決全球氣候危機就會出現新的格局。全球南方蘊藏的巨大綠色發展潛力，為化解全球氣候危機帶來了新的希望，同時也對全球碳公平提出了新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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