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日報12月8日電，《四庫全書存目叢書三編》6日在國家圖書館（典籍博物館）舉行新書發(fā)布會。
山東出版集團黨委書記、董事長劉文強表示表示，《四庫全書》是中國文化史上的一座豐碑，齊魯書社20世紀末推出的《四庫全書存目叢書》作為改革開放以來國家立項的重大出版工程之一，是對這一文化瑰寶的重要補充，影響深遠。《四庫全書存目叢書三編》的編纂出版，既是對《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和《補編》的接續(xù)傳承，也是對歷史文化遺產的又一次搶救性發(fā)掘與保護。
國家圖書館副館長魏崇追溯了文津閣《四庫全書》入藏國家圖書館的百年歷程，稱這部典籍的傳承見證了國家對文化遺產的珍視。他表示，國家圖書館作為中華典籍守護者，未來將持續(xù)做好叢書的收藏保護與利用工作，同時推動古籍"三大保護"協同發(fā)展，助力"四庫學"研究走向深入。
山東大學講席教授、《文史哲》主編杜澤遜，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教授黃愛平，中國科學院文獻情報中心研究館員羅琳，著名藏書家韋力等學者代表先后發(fā)言。
《四庫全書》是清乾隆帝敕命、紀昀等360余位朝臣學者編纂、3800余人抄寫完成的曠代巨編，分經、史、子、集四部，收書3460余種、79300余卷，為中國古代最大的文化工程。纂修《四庫全書》時，朝廷對搜集到的萬余種典籍進行甄別篩選，其中約三分之一被抄寫入《四庫全書》，史稱"著錄書"；另三分之二僅保留書目提要而未抄錄，史稱"存目書"。
杜澤遜簡要介紹了"存目書"的概況，并回顧了叢書的編纂歷程。他指出，乾隆年間編纂的《四庫全書》總目收錄的1萬多部書籍中，6793種僅存目錄未被抄入全書，成為"四庫存目書"，這些典籍雖未入編卻極具學術價值。1992年編纂建議獲批后，齊魯書社于1997年出版《四庫全書存目叢書》1200冊，2001年出版《補編》100冊。時隔多年后，在國家古籍普查與數字化技術助力下，主創(chuàng)團隊遍訪各大圖書館征集底本，嚴格遵循古籍整理規(guī)范審定著錄信息并逐頁審核。各方面通力合作，促成了《三編》的出版。
黃愛平指出，《四庫全書》存目書籍，實為《四庫全書》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蘊含極高且多為不可替代的文獻價值。從《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至如今《三編》接續(xù)問世，這項跨越數十年的工程，借助現代技術搶救性保護了珍貴典籍，既完善了《四庫全書》文獻體系，更助力學術研究與文化傳播，堪稱傳承中華文脈、功在當代利在千秋的文化盛舉。
羅琳表示，《三編》的學術價值不僅在于新增176種稀見典籍，更在于以原書牌記、行款、序跋俱全的影寫方式，首次恢復了《四庫》系統(tǒng)提要所據之"原典形態(tài)"，使乾隆以前刻本、鈔本之卷端牌記、校刊銜名、藏家題識一一復位。其出版不僅彌補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無牌記"的學術遺憾，也為四庫學、清代藏書史研究樹立了可征信的文本基準。
韋力在發(fā)言中指出，《三編》由齊魯書社與奎文閣聯合出版，堪稱"四庫學"研究的重要成果，學術價值顯著。他從版本學角度提出，在AI時代，古籍紙本出版仍具有其獨特價值——原始底本的真實性與可靠性，而底本質量直接決定學術體系的嚴謹性。他建議后續(xù)編纂可拓展域外征集渠道，甄選真正的四庫底本，為"四庫學"研究提供更精準的文獻依據。
齊魯書社社長王路向國家圖書館贈送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三編》。此次活動由齊魯書社主辦、北京奎文閣文化傳媒有限公司協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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