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個周末，一則未經證實的“圖書館焚書”的消息觸動了公眾的神經，畢竟“焚書”一詞所指代的意向，放在中國的歷史文化背景中，總讓人聯想起對思想文化的桎梏。此事一出，引發了包括《華盛頓郵報》、《衛報》等西方主流媒體的關注。
隨后，很多媒體都向甘肅省鎮原縣求證真偽，工作人員三緘其口，直到兩天后縣政府才在其官方網站上刊出一條簡短的通報，表達了三層意思：確有其事，焚燒的是盜版非法出版物，當事人因處置不當受到問責懲處。
這件事仿佛就此畫上了一個句號。但縣政府的反應和通報其實并未觸及那些引發公眾誤解，讓輿情不斷升級的關鍵點。
在廣為流傳的鎮原縣圖書館10月23日對這次事件的報道中，圖書館指出這次燒書動機是“為充分發揮圖書館在社會主流意識形態傳播的主陣地作用”，焚燒的對象是“館藏資源中社會捐贈的非法出版物、宗教類出版物、特別是含有傾向性的文章書籍、圖片書刊和影像資料”。
那么，對比前后兩次官方通報，不難發現后來縣政府只強調焚燒的是“盜版非法出版物”，不再包含縣圖書館第一次通報中包含的其他被燒的圖書和影像資料。
眾所周知，在我國，宗教自由受到《憲法》和相關法律的嚴格保護。縣圖書館在接受社會捐贈時，如果出于自身館藏結構的考慮，完全可以對捐贈設置一定的門檻，避免收到數量超出其需求的宗教類出版物，消化不了又拿去銷毀。
再就是“含有傾向性”出版物的界定不專業也不嚴謹，如果沒有傾向性，好書如何成為引領人類進步的階梯呢？
如此失當的表述再配上“傳播主流意識形態”的動機，直接將合法的宗教出版物和所有“含有傾向性”的出版物與“主流意識形態”對立起來，公眾由此引發的不適和誤解，并未因為縣政府惜字如金的通報得到緩解。通報對關鍵問題避而不談，反而讓人覺得縣政府在躲躲閃閃。
根據全國掃黃打非辦公室的通報，2018年全國共收繳各類盜版非法出版物1590萬件，大都采取了回收再造紙漿的辦法實現了銷毀目的，實現了資源的再利用。
鎮原縣為何偏偏要在圖書館門前上演燒書一幕呢？如果是為了表達態度堅決，那么就是在搞形式主義，為了給領導表態，并不在意老百姓看了舒不舒服。
最后，縣政府在通報中把板子都打在了“全縣圖書館系統”身上，對自身作為主管機構的領導責任和不及時回應輿情造成的消極影響只字不提。不得不說，這則通報完全有潛質成為“圖書館焚書”的第二“事故”現場。
其實，這次通報最應該包含的要點是：承認圖書館在接受社會捐助圖書時疏于管理；承認縣圖書館最初的報道中存在諸多瑕疵，如合法的宗教出版物并非與主流價值觀對立，對“含有傾向性”的理解和使用不準確、不專業、不得體；承認圖書館以門口焚書的形式銷毀不能要和不想要的圖書處置方式不科學，不環保，不符合文化習慣；承認作為主體領導機關負有領導責任；承認對公眾質疑回應不及時。在此基礎上再談道歉和處罰措施。
否則道歉也不真誠，處罰也不清楚，依然是筆糊涂賬。
有一種閱讀，叫缺失性閱讀。
你沒寫的，我都讀懂了。
本文原載于中國日報旗下微信公眾號“世界觀”
（李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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