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日報網2月17日電 美國醫生、社會學家、槍支政策學者喬納森·梅茨爾（Jonathan M. Metzl）日前在美國《時代》周刊網站刊文稱，公共衛生是美國自由派理解槍支及其造成的創傷的通用語言。槍支對美國人的死亡率構成了不可接受的威脅，且這一數字只會進一步惡化。在美國，槍支已不再只是健康問題，而是種族問題、歷史問題和多元化問題。
自去年10月緬因州發生大規模槍擊事件以來，美政府呼吁采取行動，再次將槍支暴力稱為“流行病”。推動槍支權利擴張的意識形態不僅渴望銷售特定產品，而是以越來越不民主的方式獲得權力和施加影響。而一個強調對人體威脅的健康框架幾乎無法對抗對美國政體的威脅。
以紐約、馬里蘭和俄勒岡等地為例，當明確支持槍支的法官和法院推翻選民支持的槍支安全法律時，背景調查和紅旗法幾乎沒有任何反制作用。當支持槍支的捐贈者、政客和法官在美國內政、外交政策中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時，槍支政治就會滲透到治理領域，這些政策涉及女性的生育選擇權、投票權和言論自由等。
文章寫到，當美國武裝民兵在投票站恐嚇選民時，或者當槍支銷售商利用人們對安全的恐懼和陰謀，煽動白人對非裔暴力和搶劫的焦慮，同時利用民眾對警察暴行的擔憂，向非裔和拉丁裔人口銷售半自動武器時，槍支會煽動美國最深刻的社會分歧。
這些例子和其他例子凸顯了槍支代表的不僅僅是健康問題：它們是種族問題、歷史問題和多元化問題。正如專欄作家賈梅爾·布伊（Jamelle Bouie）所說，槍支政治是“對一個開放、民主社會的可能性本身的挑戰”。換句話說，不僅僅是對公共健康的威脅；歷史學家露絲·本-吉亞特（Ruth Ben-Ghiat）曾寫到，槍支威脅著健康的民主社會所需要的“強大的公民文化和有助于社會信任和利他主義的公共領域”。
梅茨爾表示，在過去的五年中，他采訪了美國南部的槍支擁有者和槍暴受害者。他的研究一次次的表明，雖然健康框架在臨床和道德層面上可以有效，但在政治層面就不那么有效了。例如，納什維爾槍擊案和許多其他槍擊案一樣，似乎表明有必要制定更嚴格的槍支法律。如果有一項紅旗法生效，槍手幾乎肯定會在實施槍擊前被阻止；相反，他卻能輕而易舉地購買和攜帶槍支。
許多美國南方的槍支持有者，甚至包括那些支持槍支安全的人，都對要求將他們的個人身份信息輸入政府數據庫，或通過民事限制令擴大警察權力的政策表示擔憂。他們認為，這種行為威脅了個人自主權。一位住在田納西州農場，擁有多把AR-15的居民對梅茨爾說，“這里的人們已經接受了這樣一種觀點，即美國政府不會把你從暴力中拯救出來，每個人都是他們自己最有效的第一響應者。”文章指出，這些基本上可以預見的反應，讓人注意到美國公共衛生面臨的一個核心挑戰：槍支的作用和它們的意義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大。
梅茨爾指出，美國槍支制造商和全美步槍協會等利己主義團體急切地填補將槍支視為健康風險和美國公共生活的可行工具之間的空白，他們通過保護自己免受自由主義者和其他種族的侵害、優越感和自由等主題，將擁有槍支說成為白人男性身份的陷阱。
特別是在疫情期間，槍支銷售商利用美民眾對警察暴力和公共衛生過度干預的恐懼，將槍支賣給了新的擁槍群體。媒體的頭條新聞稱，“在疫情、社會動蕩和對選舉的擔憂中”，2020年，槍支銷售“飆升”。 在警察謀殺喬治·弗洛伊德后，非裔和拉丁美洲人以及“左派......進步人士等”爭相購買槍支。
文章寫道，槍支已日益成為美國人對不確定性情緒的自主反應。在意識形態層面上，在危險時刻購買槍支強化了一種新自由主義信念，這種信念長期以來一直支撐著槍支權利的論點——你的安全是你的責任，因為美國不會保護你。
梅茨爾表示，在美國當前這個民主“岌岌可危”的時刻，槍支安全需要以人們能夠看到和感受到的方式改善人們的生活，美國沒有全面的全國性槍支法律是一個諷刺。當人們為通過最基本的法律而斗爭時，重要的是要記住，槍支本身就是一個問題，它們也是象征、物質對象，以及在一場關于美國的更大的斗爭中致命的執行者，關于我們是誰，我們將成為誰。
（編譯：馬芮 編輯：高琳琳 韓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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