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黑金”到“綠能” 中國資源型城市重塑發展路徑

中新網呂梁5月28日電(記者 左宇坤李雨昕)當駕車穿行在山西的高速公路上，很難不被眼前的景象所吸引——陽光下，光伏面板如海浪般起伏延展；山丘之上，成排風機在風中緩緩旋轉。很難想象，這里是中國最重要的煤炭產地之一。

在“雙碳”目標驅動下，能源領域的綠色轉型加速推進，中國一批資源型城市正在向綠前行。以山西呂梁為代表的能源城市，正在進行一場從“黑金”向“綠能”的深層變革。這不僅關乎地方發展路徑的更新，也為全球資源城市的綠色轉型提供了全新樣本。

圖為鑫巖煤礦(無人機照片)。楊昊澤 攝

從“烏金”到“綠金”：傳統認知的重塑

煤炭是工業文明的基石。即使在清潔能源快速發展的當下，國際能源署(IEA)預測2024年全球煤炭消費仍將達87.7億噸，連續三年創歷史新高。對于廣大發展中經濟體而言，如何兼顧能源安全與低碳發展，仍是一道現實難題。

一些西方國家在加快部署可再生能源并減少對煤炭的依賴上，已作出有益嘗試。以德國為例，作為歐洲最大的煤炭消費國之一，德國政府規劃到2038年完全淘汰煤炭，并出臺多項激勵政策推動風電、光伏替代。盡管在“退核”與能源危機背景下，燃煤發電階段性反彈，但2023年，風能已首次超過煤炭，成為德國最大的電力來源。這一轉變表明，清潔能源的結構性替代雖非一蹴而就，但路徑已然可見。

轉回國內，山西作為中國傳統能源大省，也正在經歷煤炭能源向可再生能源的轉變。這個曾因“點亮全國一半的燈”而名聲在外的省份，認識到轉型發展不是推倒重來，而是一個整合、提升、深化、創新的過程。山西的優勢在煤，潛力和希望也在煤。

作為全國最大的優質主焦煤基地、焦化產業基地，呂梁正探索改變“一煤獨大”局面。除關停焦爐外，借助煤炭拓寬新的產業鏈條，讓焦煤化身為更多種類的化工產品，讓焦爐尾氣提純的氫氣推動氫能產業鏈落地，能源轉型已從認知層面向現實路徑過渡。

“呂梁是煤炭的重要產區，但來到這里，如不特意提醒，無論是從空氣質量還是市容市貌上看，大概不會想到這是一個煤炭城市。”清華大學能源轉型與社會發展研究中心常務副主任何繼江表示，這是呂梁能源轉型取得階段性成果的一個標志。

從“煤海”到“云海”：數字驅動的新路徑

能源數字化是全球趨勢。能否與數字技術融合發展，將是未來能源產業性能和效率提升的關鍵變量。

走進呂梁東義的鑫巖煤礦調度中心，一張巨大的電子屏實時顯示著井下的采煤場景，工人輕點控制按鈕，井下輸送機、轉載機、破碎機、采煤機等設備依次啟動。得益于5G賦能，井下的安全生產狀況和設備的運行狀態一覽無遺。

鑫巖煤礦智能辦主任周浩介紹，從地面的5G數據中心機房到井下的主干節點有光纜連接，通過井下55臺基站、地面4臺宏站實現作業區域5G信號全覆蓋，礦用手機到井下，不換卡就可實現5G通訊網絡通話、視頻無卡頓。

數字化正引領“煤海”向“云海”蛻變。當前，鑫巖煤礦還在不斷探索適用于煤礦的5G應用場景，已經完成與智能綜采、智能快速掘進、巡檢機器人、軌道電機廠無人駕駛等11個智能化子系統對接。

在煤炭開采過程中，伴生的大量煤矸石已成為制約行業可持續發展的重大難題。數據顯示，中國煤矸石年排放量高達8億噸，但綜合利用率甚微，煤矸石的高效治理與資源化利用迫在眉睫。

鑫巖煤礦的采選充一體化項目，設計年充填矸石能力達100萬噸，從“矸石不出井”到“出井也是寶”，煤矸石等固廢綜合利用產業已經成為高附加值的新產業，為“綠色閉環”提供了典型樣本。

數字技術、清潔技術和材料技術的融合，正重塑煤炭產業形態。打破了“傻大黑粗”的刻板印象，為安全生產、資源循環、高效調度提供全新支撐。

氫能重卡。中新網李太源 攝

從焦化到氫能：構建綠色新引擎

在呂梁孝義，一輛輛氫能重卡整裝待發，駛向目的地天津港。這些重卡每行駛700公里可減少碳排放84公斤，成為運輸領域的“低碳樣板”。

1.6億噸煤炭儲量、3800萬噸焦化產能、35億立方米非常規天然氣產能，為呂梁大規模制氫提供重要支撐。

落戶在呂梁經開區的企業已經實現膜電極催化劑自主研發。呂梁瀾起能源發展有限公司總經理李正源介紹，2025年公司將交付數百輛氫能重卡，加強上下游企業合作，助力呂梁成為重要的氫能產業基地。

在“煤-焦-化-電-氫”的全產業鏈生態建設下，呂梁下一步將加速建設千億級的氫都，力爭到2030年制氫能力突破50萬噸，產業鏈總產值超過1000億元。

“呂梁的能源轉型創新，具有需求驅動、場景驅動的綜合性特點，充分結合了本地特色。”清華大學能源互聯網創新研究院副院長、數字化轉型研究室主任高峰表示，未來呂梁可以結合現有優勢，持續探索產業鏈延伸，聚集能多能源企業。

從資源依賴到多元突圍：多地探索轉型實踐

呂梁的綠色轉型并非孤例。在中國多個傳統資源型城市，類似的變化正在同步展現：內蒙古鄂爾多斯聚焦“風光氫儲”一體化模式，建設世界級氫能產業高地；陜西榆林發展現代煤化工產業，形成煤—甲醇—烯烴等多條產業鏈；黑龍江鶴崗、七臺河等地則加快培育新興產業和康養文旅，探索從資源依賴型經濟向多元化發展的轉型路徑。

這些路徑各有側重，但共同指向更高效、更可持續、更具抗風險能力的能源和產業體系。在山西，不少企業還將綠色技術經驗“出海”印尼、泰國、津巴布韋等國家，為發展中國家伙伴在全球能源結構調整中提供“中國方案”。

站在煤堆上重構未來，曾經“靠資源吃飯”的中國城市，正逐步走向綠色、數字、可持續的發展軌道。綠色轉型不是對煤炭的簡單否定，而是通過認知、制度和技術的迭代，讓傳統能源以新的形態繼續服務經濟社會發展。(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