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公肖勁光大將在延安的抗戰歲月

“這是我一生革命經歷中受主席教誨

最經常、最深刻的一個時期”

——外公肖勁光大將在延安的抗戰歲月

今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這場中華民族同仇敵愾、浴血奮戰取得的偉大勝利，永遠鐫刻在了歷史的豐碑上。作為這場戰爭的親歷者，我的外公——肖勁光大將，回憶最多、給我們晚輩講得最多的，就是黨中央、毛主席在延安領導各根據地軍民團結抗戰的不朽業績。1976年4月，外公在給毛主席的一封信中這樣飽含深情地寫道：“我在延安，在主席直接領導下工作八年之久，這是我一生革命經歷中受主席教誨最經常、最深刻的一個時期?！泵棵恐v到斗爭中的風風雨雨、戰場上的日日夜夜，每每憶起那些為中華民族的解放獻出寶貴生命的戰友、同志，外公都會沉思、哽咽?？箲鸢四?，外公在毛主席的直接領導下，負責陜甘寧邊區的多項重要工作，參與了很多重大決策和部署。一些重要會議、重大活動，一些重要戰略思想反復研究、醞釀成熟的過程，外公在幾十年后仍然對于很多細節記憶猶新、如數家珍。

全程見證洛川會議的歷史決策

外公印象最深的，當屬我黨在全國抗戰剛剛爆發時召開的一次重要會議——洛川會議。在“八·一三”事變炮火的催促下，國民政府終于與我黨達成協議，將紅軍改編后開赴山西第二戰區作戰。為了研究確立我軍與國民黨軍隊共同對日作戰的方針政策，黨中央決定召開一次政治局擴大會議。

1937年8月中下旬之交的一天，毛主席把外公叫到他的窯洞里說：“黨中央的這個會議準備去洛川開，你去打個前站，安排個開會的地方。不在洛川縣城，那里不安全，要選個安全的地方?！苯邮苋蝿蘸?，外公馬上帶人出發。那幾天連日大雨，山梁上不時有塌方，道路泥濘，很不好走。外公他們乘一輛卡車走了大半天，才在洛川界子河附近的馮家村停了下來。這里距洛川縣城大約有十幾里路，又靠近大路，來往比較方便。進村一看，村里的老百姓都很窮，沒有幾棟像樣的房子。挑來挑去，只有一個廟宇還稍微好一點，便收拾了一下準備給毛主席住。村邊有一家姓馮的先生開的私塾，有幾間房子，外公他們和馮先生商定，讓小學生們放幾天假，借了這個房子做會議室。其他領導同志的住處都是租借的老百姓的房子，條件都比較差。就是在這樣一個條件簡陋的小村莊里，黨中央召開了具有歷史意義的洛川會議。

據外公回憶，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同志在作了關于形勢和任務的報告后，大家討論很熱烈，碰撞出了很多思想火花。比如，毛澤東同志特別強調團結問題，這個團結，一方面是指國共兩黨的團結，另一方面是要團結全國各階層的人民進行抗戰，建立各黨各派各界各軍的統一戰線、工農兵學商一切愛國同胞的統一戰線。為了團結一切抗日力量，黨的政策要作相應調整，在農村實行減租減息，既團結農民起來抗戰，也要團結開明紳士和地主起來抗戰，對資產階級、民族工商業者、知識分子的政策也要作相應改變。這引起了與會同志的熱烈討論，中心是在日本帝國主義的猖狂進攻面前，怎樣團結全國各階層人民，進行全民族的抗戰。

資料圖：肖勁光（左）與毛澤東

洛川會議上討論的另一重要問題是抗日戰爭的軍事指導方針問題。毛澤東同志提出，主要的作戰方針是以游擊戰為主，運動戰為輔。有一部分同志主張以運動戰為主，部隊開出去后先集中兵力打幾個大仗，擴大我軍的影響，打擊日軍的囂張氣焰。毛澤東同志在會上作了耐心的解釋工作，他著重從中日雙方應對戰爭的特點出發，說明游擊戰最能發揮我軍的優勢，是最有效的打擊敵人的戰術，也最有利于發動群眾。外公對我們說，洛川會議在討論軍事指導方針時盡管有不同意見，但出發點都是一個，就是如何在出征以后更有力地打擊敵人，更有利于我軍的發展壯大。日后抗日戰爭的實踐逐步證明了毛澤東同志的意見是正確的，是高瞻遠矚的，黨內的思想也逐步統一起來。

洛川會議給外公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建立抗日根據地的問題。對于這個問題，會前毛澤東同志就多次找外公談過，并且已經確定外公留守陜甘寧根據地。毛澤東同志在會上提出，主力部隊開赴前線后，要留下一支部隊鞏固陜甘寧根據地，使陜甘寧成為全國抗日的大本營。會上，有少數同志提出，陜北地瘠民貧，不宜做抗日大本營，擔心主力走后，根據地守不住，主張黨中央隨著主力走。毛澤東同志不同意這個意見，他認為，陜甘寧根據地是十年內戰后留下的唯一根據地，是我們出征抗日的唯一依托，這樣一塊根據地對我們黨來說十分寶貴，它的存在意義重大。陜甘寧有它的優勢，從地理條件上說，它交通不便，又有黃河阻隔，是敵人進攻的薄弱環節。它距離華北前線不遠，指揮比較便利。從根據地現狀來說，由于大革命的影響，當地群眾有較高的覺悟，我們又有了兩年的工作基礎。主力開赴前線，對敵人是很大的威脅和鉗制。我們再留下一支部隊，黨中央是完全可以在西北立足的。

對于毛澤東同志的分析，外公心悅誠服。他在會上發言指出，要完成保衛陜甘寧、保衛黨中央的任務，必須要留下一支部隊。后來，大家統一了思想，決定從整編的各部隊中抽出一部分部隊留守陜甘寧根據地。以后的實踐證明，洛川會議的這一決定是很英明的。在毛澤東同志的領導下，黨中央在陜甘寧根據地穩如泰山，邊區成為聯系其他抗日根據地的樞紐，成為培養干部的基地，同時在政權建設、武裝斗爭、統一戰線、軍隊建設、反頑斗爭的政策和策略，以及生產自救等各個方面，都向各抗日根據地提供了有益的經驗。?

組建留守兵團，保衛陜甘寧根據地

洛川會議后，外公回到延安，按照會議決定著手整頓留守部隊。剛開始時，留守處機關只有十幾個人，部隊除主力紅軍留下一部分外，還有陜北的地方部隊。1937年10月，中央軍委決定將陜北紅軍按國民革命軍的編制進行改編，給留守部隊下達了“保衛邊區、肅清土匪、安定人民生活，保衛河防、保衛黨中央、鞏固與擴大留守”，“建設正規化部隊，提高戰斗力，加強戰斗準備，培養與積蓄干部”的指示。為了加強領導和指揮，中央軍委決定將八路軍后方總留守處對內改稱留守兵團，并決定由外公擔任留守兵團的司令員。

留守兵團建立后不久的一天，外公去毛澤東同志那里匯報工作，并聽取指示。毛主席強調指出，要把這支來自各方面的比較散亂的部隊，建成一支具有很強戰斗力、打不爛、拖不垮的正規兵團，關鍵就在于按照古田會議的精神去做，加強思想政治工作，加強團結。他要求外公每天晚上都要到他那里匯報部隊的工作。外公每回憶至此，都會感慨地說：“毛主席日理萬機，工作繁忙，卻那樣地關心留守兵團的建設，這使我感到充滿了信心和力量”。

1937年12月，留守兵團召開了第一次兵團首長會議，這次會議實際上也是留守兵團的正式成立大會，是個確定方向、制定措施的決策性大會。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張聞天、林伯渠等同志參加了會議。毛主席在會上做了熱情洋溢的講話，還親切地拍著外公的肩膀風趣地說：“我在延安，就是靠留守兵團吃飯。”在會上，外公提出了“任務重于生命”的留守兵團行動準則，號召留守兵團全體指戰員為保衛黨中央、保衛毛主席、保衛陜甘寧邊區而不惜犧牲自己的生命。隨后，留守兵團便投入了緊張的剿匪、河防等戰斗。

留守兵團創建之初，陜甘寧邊區的社會秩序還很混亂，當時邊區境內共有土匪40余股、4000余人、2000多支槍。留守兵團領導經過反復研究，決定采取機動靈活的窮追猛打與堵截、合擊相結合的軍事圍剿戰術開展剿匪。一年后，經過數十次戰斗，各地的土匪武裝基本被肅清。一天晚上，外公來到毛澤東同志的住處，向他匯報留守兵團的工作。當說到邊區境內的土匪已經基本肅清的時候，毛澤東同志露出又驚又喜的神情說：“這樣短的時間就把土匪基本肅清了？！”外公向他詳細匯報了剿匪的經過和戰果，毛主席聽后十分高興，當即拿起筆來起草了一份電報，向全國各抗日根據地通報了這一戰績，表彰了邊區軍民。

資料圖：周恩來在新中國首任海軍司令員肖勁光（左）陪同下視察我人民解放軍。

陜甘寧邊區的東邊是奔流不息的黃河天塹。除了承擔剿匪任務外，留守兵團還擔負著守衛河防、阻止日軍西渡的艱巨任務。防線北自府谷，南到宜川，蜿蜒一千余里。這段黃河當時是陜甘寧邊區通向各抗日根據地的唯一通道。河防得不到鞏固，不但邊區不得安寧，而且勢必割斷中央、軍委與各抗日根據地的聯系。重任在肩，怎樣完成好這項任務，成為外公經常思慮的一個重大問題。

對于河防戰斗，外公根據毛澤東同志的軍事思想，提出了積極防御的作戰方針。經過幾次戰斗之后，各部隊取得了一些實際而有效的經驗，其中主要有兩條：一條叫“半渡而擊”，就是說，在敵人未到達我軍火力地帶以前，要善于隱蔽，頂住敵人大炮、飛機的狂轟濫炸；待敵人進入我火力網，就應最大限度地發揚自己的火力，大量殺傷敵人。或擊敵于岸邊上船處，或擊敵于航渡中，或擊敵于登陸之際。另一條叫“主動出擊”，就是說，不能采用單純防御的戰術，還要選擇時機，于戰斗前，或于敵人潰逃的時候，派出精悍得力的部隊，到河東去襲擊敵人，以配合正面防御部隊的作戰。

1939年八九月間，由于河防緊張，黨中央決定調王震的三五九旅返回陜北，加強河防守備力量。當時，正處于國民黨發動第一次反共高潮的前夜，邊區內外的頑固派正在到處尋釁鬧事，制造磨擦事件。為了不給頑固派造謠生事以任何口實，在下令調動三五九旅的同時，毛澤東同志指示外公把這件事向國民黨第二戰區司令長官閻錫山和駐榆林地區的鄧寶珊予以通報。外公將電文擬好后送給毛澤東同志審閱。毛澤東認為電文表達的意思不夠充分，措詞也不夠策略，隨即將電文全部改寫了一遍。毛改后的電文力陳為執行閻、鄧多次要求加強防御的電令和日寇猖狂、屢犯河防之事實，說明調王旅是加強河防的需要，同時說明這一軍事行動既是受制于八路軍總部，又給國民黨當局以充分的尊重。在電文后面，毛澤東同志還附筆提示外公：“肖：此電待王旅確到河邊并先頭部隊開始渡河時才發，不要發早，也不要發遲了?！泵飨瘜Πl報時間考慮得這樣細致，是很有道理的。發早了，王旅未到河岸，消息傳出去，可能節外生枝；發遲了，先斬后奏，又難免閻、鄧怪罪。正是由于電文內容無懈可擊，拍發時機又掌握得恰到好處，所以得到了閻、鄧的認可，也使外公再次感受到毛澤東同志在處理我黨我軍與國民黨統一戰線關系時的策略思想。

以斗爭求團結，鞏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在擔負剿匪和河防斗爭任務的同時，留守兵團還要與邊區內外國民黨頑固派制造的反共磨擦進行斗爭。磨擦與反磨擦的斗爭，是抗戰時期國共兩黨斗爭的特殊形式，不僅直接關系到邊區的鞏固和安全，也直接關系著國共兩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能否堅持，關系到全民族抗戰的根本方向。

據外公回憶，陜甘寧邊區的反磨擦斗爭自始至終都是在黨中央、毛主席的直接領導下進行的。毛主席對斗爭的情況了如指掌，事無巨細，都要親自過問。他善于把高度的原則性和必要的靈活性結合起來，善于從斗爭實踐中及時發現和提出問題，及時歸納、總結經驗，并及時提醒大家哪些事該做，哪些事不該做。許多重要的策略思想和斗爭原則就是在這一過程中形成的。比如，“在抗日統一戰線時期中，斗爭是團結的手段，團結是斗爭的目的。以斗爭求團結則團結存，以退讓求團結則團結亡”；在同頑固派作斗爭時，必須堅持自衛的原則，做到“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還要堅持勝利的、休戰的原則，做到有理、有利、有節，“既打擊他們的反動政策，使其收斂，又盡量爭取他們留在抗日統一戰線內”。

當時，外公是經南京國民政府任命的八路軍后方留守處主任。所以，在處理陜甘寧邊區的磨擦事件中，直接出面和國民黨方面打交道的是外公，給國民黨軍政要員發電報交涉也大多是用外公的名義。那些發給上至蔣介石、程潛、胡宗南，下至國民黨的師長、專員、處長的電文，以及有關反磨擦斗爭的聲明、文章、布告等，基本上都是經過毛澤東同志親自審閱、親筆修改的，其中不少還是他親自起草的。外公常對我們講，那段時間，他有機會直接學習毛主席偉大的戰略策略思想和高超的斗爭藝術，受到終身難忘的教益。

在談起那段斗爭歲月時，外公特意提到了國民黨第一次反共高潮被打退以后，他和王若飛同志去秋林鎮與國民黨第二戰區司令長官閻錫山進行談判的事。那是1940年春天，離開延安時，毛主席交給外公一封致閻錫山的親筆信，并對外公他們說：“你倆去給閻錫山講清楚，我們共產黨是誠心實意要同國民黨合作抗日嘛，你們為什么要同室操戈，制造磨擦，殺人略地，讓日本強盜高興呢？抗戰初期，你閻錫山同我們合作得還可以嘛，為什么現在又跟著蔣介石的指揮棒轉，同我們過不去呢？我們也不是好惹的，請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罰酒！”

外公他們到達秋林鎮時，閻錫山本人不露面，派了一伙人進行糾纏。有的自稱是新聞記者，用挑釁的口吻，提出一連串刁鉆的問題。對此，外公和王若飛根據事實，嚴辭予以駁斥；對于那些不便說明的問題，則使用“外交辭令”與之周旋。外公他們堅持要與閻錫山面談，面交毛主席的親筆信。這時，閻錫山才不得不出來見面。閻錫山在閱讀毛主席的信時，神情顯得非常緊張。毛主席在信中寫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這四句話，閻提出能否把最后一句改成“我必自衛”。在原則問題上，外公他們當然沒有讓步。經過這次談判，閻接受了我黨主張，達成了不再進攻我八路軍防地和陜甘寧邊區的君子協定，同意雙方繼續派代表具體協商聯合抗日和劃分防區的細節問題。這些協議的達成，對于團結抗日，對于邊區的鞏固，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首創“雙擁”共建，增進軍政軍民團結

外公的一生，做過軍事工作，也做過政治工作，也有過軍政工作一肩挑的領導經驗。外公經常對我們講，從個人的愛好上說，他更酷愛軍事工作，總希望自己帶的部隊充滿生龍活虎的朝氣，有生氣、有戰斗力。在延安，外公非常重視他所領導的留守兵團的建設，注重思想政治教育。當時，思想教育最經常的一項內容就是增強團結的教育。毛主席和外公談得最多的就是團結問題，特別是軍政、軍民團結的問題。

1942年前后的一個時期，留守兵團與中共陜甘寧邊區委員會及中共中央西北局關系不夠協調，主要原因是在相對安定的條件下，軍隊長期駐在一個地方，軍政、軍民之間不可避免地會產生一些小的矛盾、糾紛。針對這些問題，外公責成留守兵團政治部編寫了《擁護政府愛護人民講話材料》，對部隊進行擁政愛民宣傳教育。與此同時，外公親自主持起草了八路軍留守兵團司令部、政治部《關于擁護政府愛護人民的決定》，具體列出了留守兵團各級軍政機關必須遵守的十二個方面的規定。其中第二條規定：“軍隊必須尊重各級政府機關，對于政府負責人，應以本部隊首長同樣看待，不得輕視與污辱。軍隊無權逮捕政府人員與人民”；第五條規定：“軍隊與人民須建立密切關系，愛護人民，尊重群眾的人權、財權、地權，不得侵犯人民一針一線的利益，嚴格遵守三大紀律八項注意。軍隊必須了解與尊重民情風俗，舉行與人民送節禮、祝壽、拜年與婚喪等應酬，以建立與人民的良好感情”；第十二條則明確提出：“擬定今后二月為邊區部隊擁政愛民運動月，以掀起部隊擁政愛民的熱潮，推動今后擁政愛民工作的開展”。同時，留守兵團還制定公布了人民軍隊歷史上第一個《擁政愛民公約》。

在這些方針措施的指導下，陜甘寧邊區的“擁政愛民”活動和“擁軍優屬”活動于1943年春節生動活潑地開展起來。外公組織留守兵團機關的領導分頭到部隊駐地群眾中走訪，送醫送藥，幫助群眾解決困難。邊區政府各級行政部門也全面檢查各村鎮優待抗屬、烈屬和退伍傷殘病老革命軍人的情況。整個春節期間，到軍委和留守兵團機關、部隊慰問演出的群眾、文藝團體絡繹不絕，邊區內部隊駐地軍民聯歡活動接天連日，演出場地上人山人海，鑼鼓喧天，歡歌笑語，響成一片。

毛澤東同志充分肯定了陜甘寧邊區的這些做法，號召各根據地軍民普遍開展這一活動，“雙擁”運動從延安迅速發展到各個抗日根據地，各地掀起了前所未有的“雙擁”熱潮。自此，“擁軍優屬、擁政愛民”成為我們黨和軍隊的優良傳統，并一直傳承至今。

今天，雖然抗日戰爭的硝煙烽火早已散去，但是中華民族不屈不撓、英勇奮進的征程依然還在路上。外公雖然已經離開我們多年，但他深情追憶和講述的我們黨和軍隊的斗爭歷史，已經深深扎根于我們晚輩的心中。今天，當我們偉大的祖國正比任何時候都更接近實現民族復興的宏偉目標時，我們更能深刻體會到民族振興、國家富強的重要意義。在新的征途上，我們更需要繼承先輩遺志，發揚抗戰精神，凝聚起實現國家富強、民族復興、維護和平的強大力量，以不負革命先輩們的不朽功勛與殷殷重托。

（作者為中共北京市房山區委副書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