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UNFCCC）第28次締約方會議（COP28）將于今年11月底在阿聯酋迪拜舉行，COP28將對締約方應對氣候變化國家自主貢獻承諾與行動進行全球盤點，并根據《巴黎協定》目標談判制定增強行動計劃。在全球氣候危機不斷加速演進，全球氣候治理進程進入關鍵變革期的歷史節點，中美兩國的氣候外交政策選擇將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

從拜登政府執政以來，美國的氣候政策重心在于塑造美國領導力，爭奪氣候權力，構建綠色聯盟，推進氣候安全戰略，重塑綠色規則。拜登政府積極與中國開展氣候合作的主要驅動因素在于國內政治需要。2021年4月，拜登在就任美國總統后不久便急于借舉辦“領導人氣候峰會”，快速提升美國在氣候議題上的話語權，遂積極與中國展開氣候對話；2023年下半年，美國政治周期再次進入大選季，拜登希望能夠與中國達成一些氣候合作成果。 

美國作為發達國家中的最大的排放經濟體，在真正應對全球氣候危機的國際氣候行動上乏善可陳，包括履行氣候資金、損失損害資金、綠色技術轉讓等方面。相反，美國不斷地擴展、夯實綠色聯盟版圖，在小多邊平臺上頻繁拋出各種氣候治理規則，如“凈零政府倡議”“綠色航運走廊”“氣候俱樂部”“全球甲烷減排承諾”等，目的在于繞開基于UNFCCC和《巴黎協定》的聯合國多邊治理框架，不斷侵蝕“共同但有區別責任原則”（簡稱“共區原則”）的氣候治理基石。

此外，美國還將利用COP28的重要契機，進一步削弱“共區原則”，迫使廣大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在相同標準下提交新“國家自主貢獻”（NDC）和承擔損失與損害資金規模，從而達到重塑氣候治理新規則的目標。因此，當前美國政府的對華氣候外交政策中，競爭面遠大于合作面，美國對華戰略競爭對未來中美展開建設性氣候合作帶來新挑戰。

第一，美國對華展開的系統性戰略競爭直接影響中美氣候合作的穩定性。 2022年，拜登政府任內首份《國家安全戰略》將中國定義為“美國最重要的地緣政治挑戰”，強調要建立最廣泛的國家聯盟，采用以意識形態劃線的“雙軌制”塑造國際戰略環境，并稱將利用其所有國家力量要素戰勝戰略競爭對手。拜登政府出于氣候危機的全域性和長期性，將氣候變化議題上升至美國國家安全與外交政策的中心地位，這必將對國際格局和全球秩序帶來深刻變革。美國氣候戰略一方面在于在綠色金融權力、綠色創新、氣候安全中爭奪國際權力；另一方面，美國積極以氣候外交為平臺，塑造非對稱的戰略競爭環境。

第二，美國立法機構炮制“終止中國發展中國家地位法案”，威脅中美氣候合作的基礎。 2023年3月27日，美國國會眾議院通過了一項旨在剝奪中國“發展中國家”地位的立法草案。這一法案對全球氣候治理體系帶來重大沖擊，直接威脅UNFCCC和《巴黎協定》中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應對氣候變化方面具有“共區原則”的國際共識基石。該法案的目的在于逃避美國作為排放最大的發達國家的歷史減排責任，并轉嫁減排義務至廣大發展中國家身上。

第三，美國聯合盟友發起的“經濟安全”政策擾亂了全球清潔供應鏈穩定。 2023年5月舉行的G7峰會發布了《G7經濟韌性與經濟安全聲明》，標志著美國在亞太地區依托聯盟伙伴關系，以“經濟安全”為旗號，圍繞關鍵供應鏈、清潔能源經濟等領域全面展開對華戰略遏制措施。

構建新的供應鏈聯盟是美國推進“經濟安全”的基礎，清潔能源供應鏈涵蓋了清潔能源、綠色基礎設施等方面。美國與其盟友合作推進“清潔經濟”，啟動了“美日氣候伙伴關系”“日美清潔能源和能源安全倡議”“戰略清潔能源伙伴關系”等。為了建立清潔能源供應鏈規則壁壘，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對話”（QUAD）宣布了清潔能源供應鏈聯合原則。這些清潔能源供應鏈聯盟和規則將對中國的綠色技術產品產生擠出效應，“經濟安全”戰略目標之一就是擠壓中國清潔能源等在凈零經濟全球價值鏈中的位置和空間。

第四，美國在“印太地區”推進氣候安全，攪動地區安全格局。 氣候安全對國際安全的核心驅動效應日益凸顯，美國正以“氣候安全”為中心，積極重塑國際安全體系。美國在其“印太戰略”的五大支柱之一“彈性”中提出，要與盟國及合作伙伴一起降低區域對氣候變化和環境退化影響的脆弱性，建立區域抵御21世紀跨國威脅的能力。

2022年5月，QUAD發表聲明，首次提出“印太海域態勢感知伙伴關系”。名義上，其目的是為合作伙伴提供應對氣候和人道主義事件及保護其漁業的能力，但實質上是為了跟蹤監控競爭對手國家航運和其他海上軍事活動，通過融合建立起印太海上態勢感知的信息集成，為四國在印太地區建立集體防御和安全協同行動提供基礎設施支撐。因此，從印太海域態勢感知伙伴關系、印太地區人道主義援助和救災四方伙伴關系，再到發起抗災基礎設施聯盟倡議，美國正以氣候安全援助和復原力建設為支點，積極建設以氣候安全為中心的非傳統安全架構。

美國在以上四個方面的政策，為中美開展氣候務實合作構成了重大阻礙和挑戰。中美能否建立可持續的氣候合作關系，美國的氣候戰略與外交政策是最大的不確定因素。習近平主席不久前在北京會見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時指出，大國競爭不符合時代潮流，更解決不了美國自身的問題和世界面臨的挑戰。任何一方都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塑造對方，更不能剝奪對方正當發展權利。因此，美國及時調整相關戰略與政策，是推進中美氣候合作的前提。

氣候危機是人類在21世紀面對的最大共同安全威脅，COP28是全球氣候治理進程邁向新階段的關鍵節點，中國等廣大發展中國家維護基于聯合國框架的氣候治理秩序的任務更加艱巨和迫切。如果美國政府能夠調整當前的氣候戰略和氣候外交政策，在全人類共同利益和價值體系下開拓新的合作空間，中美氣候合作將不僅是中美關系的“穩定器”，更是國際安全和全球可持續發展的“定盤星”。

全球氣候危機的“灰犀牛”仍在加速到來，攜手應對氣候危機是中美兩國合作解決人類21世紀時代命題的重要使命。未來十年是決定人類21世紀生存、安全、發展的關鍵時間窗口。唯有相互尊重、良性互動、拓展合作空間，才能維護國際安全和人類可持續發展。

中國已發布《全球安全倡議概念文件》，提出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安全觀，倡導以共贏思維應對復雜交織的安全挑戰，推動國際社會攜手為動蕩變化的時代注入更多穩定性和確定性，實現世界持久和平與發展。美國需從維護全球可持續安全的高度，秉持和踐行中美領導人的“兩個原則共識”——即中美關系的極端重要性和反對打“新冷戰”，尊重各自國情和發展階段，以UNFCCC和《巴黎協定》為基礎，避免意識形態分歧沖擊雙邊氣候合作。

未來中美兩國可在構建更加公平合理、合作共贏的國際氣候治理體系、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加速全球綠色創新轉型、共建地球生命共同體等維度全面開拓氣候合作新空間。具體而言，兩國可在COP28推進《巴黎協定》準確、全面、有效落實，大力擴展中美兩大清潔能源市場聯通和凈零技術合作，達成中美清潔供應鏈合作共識，共同維護全球清潔能源供應鏈體系的穩定性和完整性。

中美兩國若能抓住21世紀20年代的關鍵十年窗口期 ，在各領域強化氣候行動，進一步拓寬氣候合作空間，增強戰略對話溝通，共同維護以UNFCCC和《巴黎協定》為基礎的全球氣候治理體系的穩定運行， 將推動全球生態文明可持續繁榮，合力保護人類共同的地球家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