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外談】回望中國改革開放40年之二十一：一場沒有西方理論的經濟改革

編者按：1981年，龍安志(Laurence Brahm)以大學交換生的身份第一次從美國來到中國，此后近40年的時間里他一直在中國生活和工作，他是律師、作家，同時也是喜馬拉雅共識機構創始人和中國與全球化研究中心高級國際研究員。他講述了他自己的故事，以及中國改革開放40年的發展歷程。

自2018年5月24日起，中國日報網每周四刊發一篇連載文章，講述龍安志眼中過去40年中國發生的巨變，敬請關注。

作者和智利前總統巴切萊特·赫里亞（Michelle Bachelet）訪華期間合影。[龍安志供圖]

進入春天，北京依然寒風陣陣，不過花香也悄悄探出頭來。2000年3月，在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閉幕記者會上，一名記者向朱镕基總理提問，詢問他任期結束后希望以何種方式被中國人民記住。

朱镕基總理笑了笑，然后回答道：“我只希望我離開這個崗位后人民群眾可以說一句話，‘他是一位清廉的官員，不是貪官。’這樣我就滿足了。如果人民群眾說朱镕基任上辦了一些實事，那我一定要感謝大家。”

自擔任國務院副總理起，朱镕基在1992年至2002年的關鍵十年里，引領中國向市場經濟轉型。他把行政指揮與市場經濟的工具大膽地結合起來，將中國的通貨膨脹率從1994年的21.7%大幅降低至2000年的1%，同一時期的GDP增速維持在年均8%的高位。他對中國的銀行和金融體系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使其合理化、現代化。他帶領中國度過亞洲金融危機，其間人民幣不僅沒有貶值，匯率反而一路走強。朱镕基出任國務院總理期間，中國改革的步伐繼續向前，他全力推進國企重組和政府機構改革，打破“鐵飯碗”體系，建立起一個現代化的社保、醫保和養老保險體系框架。這些改革涉及的不僅僅是結構性改變和機構能力建設，而是“再造”整個中國社會。

很難想象其他任何國家的領導人會敢于承擔風險，應對如中國一般規模巨大的經濟和金融挑戰。但朱镕基有這個勇氣，而且他成功了。在此過程中，他忽略了華盛頓共識宣揚的“公式”、拋棄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對發展中國家開出的“藥方”，他發展出一套符合中國現實的實用模式，他的“宏觀調控體系”理論推動中國經濟走向管理市場化。

“排序”的概念也自此出現。朱镕基意識到任何一個問題都不能被孤立地解決。要進行系統性改革，就必須應對解決所有問題，以一種劃分優先等級的邏輯順序。這是對市場原教旨主義和“休克療法”的完全性背離。經濟學家后來稱其為“排序”。

朱镕基的貢獻在于尋找經濟改革的中間道路，以實現中國這個世界增長最快的大型經濟體的市場化，同時保持政治凝聚力和廣泛的社會穩定性。他打造的“管理市場化”模式可以為其他發展中國家或轉型經濟體所借鑒，在美國高校和華盛頓智庫宣揚的市場原教旨主義和“休克療法”之外，提供了一種被實踐證明切實可行的替代性方案。于中國而言，朱镕基留下的遺產是實現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體制的轉型，同時保持高經濟增速以及廣泛的政治和社會穩定。朱镕基成功運用“管理市場化”的新經濟發展模式，應在世界范圍內得到充分的肯定和贊譽。他應當與（英國著名經濟學家）凱恩斯一道為世人所銘記。

朱镕基以實踐證明，將不同的經濟學進行融合、交叉是一個可行的選擇，他引領經濟理論進入一個新時代。正如鄧小平1992年春節期間在上海對朱镕基所言：“計劃和市場都是伴隨資源使用（出現）的工具，它們本身并不是社會主義或資本主義的標準。”

(編譯: 諶融)